政府支出、农村市场化与农村金融发展

分别以政府支出和农村市场化代表政府因素和市场因素,实证分析了政府因素和市场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农村金融发展的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政府支出与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农村人均贷款和农村金融风险存在“U”型关系,而与农村金融外流存在倒“U”型关系;农村市场化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和农村人均贷款水平,以及抑制农村金融外流,但是可能会加大农村金融风险。为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政策制定者应采取差异化的政府支出政策,加快推进农村市场化改革,同时,应着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关注经济开放和汇率波动对农村金融发展的负向效应。     

《尚书·洪范》与公羊“大一统”思想——以“建用皇极”与“正五始”为中心

作为公羊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大一统”说与《尚书·洪范》的“建用皇极”说有着深刻的思想关联。首先,二者皆以“君极”之立作为王道之行的关键因素;其次,二者皆以“王正”作为“君极”之立的基本前提,且谓基于此,“一统”之义方得成立;再次,二者皆蕴含了改元立制以厚养万民之义。无论是“一统”说还是“皇极”论,固然均表现出鲜明的尊君色彩,但二者所强调的“归元”或“君极”思想实则又内涵着抑君乃至“革命”之意。因此,“大一统”并非简单地意味着思想、观念、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绝对统一化,而“皇极”论也并非主张君主专制。在儒家看来,君王之于天下人心,本质上不过起着召唤与凝聚的作用。     

电动空调涡旋压缩机型线优化

选取我国三大经济区2001—2017年的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政府财政、金融市场及其相互作用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财政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较金融市场更为显著,但三大经济区存在差异;就全国总体而言,金融支持效率指标在是否存在政府中介的情况下均不显著,金融市场对自主创新的支持效率还很低下;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还受自身前期自主创新能力水平影响;人力资本的投入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喷动床最小喷动速度的计算颗粒流体力学数值模拟

基于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的706个合作社样本,采用OLS和Tobit方法分析了合作社经营绩效对其精准扶贫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精准扶贫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在对模型进行改进和选择代理变量检验后结果依旧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获取政府补贴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同样存在“U”型关系,后者正是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动机所在。鉴于此,政府应加强对精准扶贫参与主体的核查,同时须支持合作社发展,以壮大其帮扶带动能力。     

资源禀赋、电商认知与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采纳行为

基于河北、江西和云南3省893个家庭农场调研数据,研究了资源禀赋、电商认知、政府扶持对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采纳行为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资源禀赋中的家庭农场主受教育程度、电商培训和农产品特色明显程度对其电子商务行为采纳及采纳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注册品牌、绿色或有机认证、产品深加工对采纳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化和电商认知对电子商务采纳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扶持对电子商务行为采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资源禀赋、电商认知 电子商务行为采纳及采纳程度关系中有正向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培育农产品电商品牌,提升农场主电商运营能力,创新电商经营模式和提高家庭农场组织化程度等建议。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城投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为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减少城投债信用违约事件的发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选取2014～2016年新发城投债中7年期公司债为样本,将政府财政及债券等个体因素相关指标作为自变量,以宏观因素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分析中国不同行政级别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债券个体因素对县、市和省级城投债信用利差均有显著影响,宏观因素的影响随城投公司所属行政级别升高而升高;地方政府财政因素对各行政级别的影响方向相同,由于城投公司资质存在差异,政府财政因素对低行政级别信用利差的影响显著;不同行政级别下,各类因素对信用利差的影响略有不同,城投公司债券发行信用利差与评级情况和发行规模都呈负向关系,系数绝对值随行政级别的升高而降低,企业自身财务因素影响并不显著。地方政府应大力发展经济使城投公司融资成本降低,投资者在投资前利用多种指标估算债券发行信用利差,城投公司也要注意合理设计发债规模,使自身融资成本达到最低,监管机构加强对低行政级别城投公司债券发行的监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政策引导,以此促进解决城投债问题和推动城投债公司合理发行债券。     

再探政府机构改革“黄宗羲定律”破解之法

被动适应性改革、机构撤并与职能转变缺乏有效互动、改革重横轻纵等诸多原因导致我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难以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终陷入"黄宗羲定律"怪圈.建设学习型与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结构与功能互动,横纵改革结合,形成网络化改革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加强财政监督与立法等,是21世纪我国政府机构改革跳出这一怪圈的出路所在.     

公民参与:我国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应有之义

现代民主理论的产生,为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公民在意见表达、参与水平、及参与的影响力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应从公民参与的制度层面、政治文化层面、组织规模层面提高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水平,特别是要保持公民参与和政府承受力之间的平衡.     

利益分割时期的安全事故与政府改进问题

政府在事故预防和处置中居于主导地位.心理学的"华生模式"和"皮亚杰模式"实现"社会学转向",可用以分析政府的责任问题.而安全事故的"强刺激"和"弱刺激"对政府改进效应是不同的.中国当前社会转型中逐步出现了城乡、单位、地方之间而主要表现为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割局面.因而政府的责任一方面不仅仅在于对某一事故的"强刺激"进行反应性改进,更应该在于包括"弱刺激"在内逐步把内化以人为本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结合起来,对事故进行事前预知和防范,同时另一方面需要抑制精英阶层对整个社会利益的割据,保障社会底层的安全权益,引导底层进行安全维权,乃至抗争上层"官商秩序(结构)"的利益勾结,打破"资(方)强劳(方)弱"、"上(层)强下(层)弱"结构,从消极的"华生模式"转向积极反应的"皮亚杰模式",不断提升政府效率,保障个体生命安全和社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