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政府监管研究

特许经营制度是公用事业市场化的主要实现形式,政府监管是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治化的重要内容。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监管的基础是实现监管权的统一与独立。应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完善特许权授予的监管。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模型及周期性审查和调整是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价格监管的核心。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质量监管的主要内容是督促建立内部质量管理制度、制定可量化的标准及建立质量检验体系。政府监管应推动公用事业的网络化普及、排除歧视性及完善补偿机制,以确保特许经营项目履行普遍服务。此外,必须加强对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政府监管的监管制度建设。     

服务型政府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以中国期刊网篇名含“服务型政府”的文献为考察对象

服务型政府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以中国期刊网篇名含“服务型政府”的文献为考察对象,对服务型政府的概念、研究领域、分析视角、如何构建以及相关问题的具体分析,不难发现,当前我国的服务型政府研究存在着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前景过于乐观,研究内容不够全面,研究视角、方法选择重复,研究中的本土化优势挖掘不够等问题。因此,应准确认识、理性对待、深入反思、科学选择、细化研究,从而完善我国的服务型政府研究。     

从国际角色定位的调整看英国新工党政府对欧盟安全与防务建设的态度变化

欧盟在冷战后致力于共同安全与防务的建设,而在新工党上台执政之前,英国一直对此保持消极态度.但是,自布莱尔新工党上台之后,英国一改前态,积极加入到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这种改变并不是因为英国的传统思想和政治理念发生了改变,而是新工党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对英国的国际角色定位进行某种调整的结果.本文以二战...     

植入广告的法律管制问题探析

为了在信息爆炸时代提高甄别信息的效率,作为信息受众的消费者会采取一定措施回避无用的广告信息,此行为无疑成为传统广告发展的桎梏。传统广告的低效率促使商家寻找一种新的营销方式,广告业演变为一种注意力经济,植入广告应运而生。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中国相关管制措施的不具备或不成熟,导致广告植入在实践中屡屡出现问题,更产生了大量诉讼案件。因此,调适广告植入适用环境、采取有效规制工具进行管理成为广告植入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危机与边疆治理——以抗战前内蒙古西部蒙旗的宣化为中心

日本满蒙政策的实施及其对内蒙古的侵略,使内蒙古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为弭边患,南京国民政府利用蒙古民族的喇嘛教信仰,派喇嘛教领袖章嘉和九世班禅为宣化使,赴内蒙古西部进行宣化。章嘉和九世班禅的宣化活动,对维护蒙疆稳定和团结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生态治理中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智猪博弈”及其破解

在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面临着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导致其缺乏执行相关政策的积极性,从而与中央政府形成了经济学上所讲的"智猪博弈"的局面.破解"智猪博弈"需要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事权财权,全面引入"绿色GDP"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实现"区域限批"制度化,不断完善生态治理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文化改革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边界

推动文化改革发展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职能在于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而市场则是提供私人文化消费。处理好文化改革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发挥市场在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建立文化产业市场导向机制,引进激励竞争机制。优化文化产业市场运行机制。     

我国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管理创新研究

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并且对政府的管理也提出了挑战。当前政府管理创新需要依靠电子政务,同时,电子政务也成为了政府管理创新的有力武器。但是,信息技术只是一种技术工具,要想实现政府的管理创新,还需要政府改变思想,转变观念,改变政府与社会、企业、公众的互动方式,提高政府官员的素质与办事能力。如何发展电子政务,实现政府管理创新,需要政府及公务员的共同努力。     

金融危机与重庆模式

全球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让沿海地区经济模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重庆经济却逆流而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崭新引擎。重庆经济以其特有的发展模式抗击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在金融危机后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重庆模式”深受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在分析重庆模式具体内容的基础上,将重庆模式与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重庆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的、以发展内需为主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模式,并强调创新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和不断提高的政府质量是保证重庆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     

“诺思悖论”视阈下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及其困境

“诺思悖论”,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本文以“诺思悖论”为理论契机,对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演变作制度分析,将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问题的研究置于一种矛盾状态之中,在国家兴办农村信用社的目的、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绩效等问题上提出质疑,说明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陷于非效率状态的真正原因。期望为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当前农村信用社发展存在的问题提供参考,为当前农村信用社走出“诺思悖论”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