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执行力刍议

对政府执行力的研究具有紧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执行力的涵义首先源于对行政法意义上执行力的理解以及对企业管理上执行力概念的解释,它主要是指政府组织有效地执行公共政策、决策、法令、战略、计划以及完成政府既定目标的政府内在的能力和力量。政府执行力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影响因素包括政府执行主体、执行资源、执行制度以及执行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优化组合,有利于政府执行力的生成及提高。     

信息素养对农户参与电商的影响 ——基于农户内在感知的中介作用和政府推广的调节作用

基于有限理性行为理论和卢因行为理论,构建了信息素养对农户参与电商的 理论分析框架,利用陕西省８２７个苹果种植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信息素养对农户参与电商 的因果效应,以及农户内在感知和政府推广在信息素养影响农户参与电商关系中的作用机 理.研究结果表明,信息素养对农户参与电商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内在感知在信息素养影 响农户参与电商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信息素养通过提高农户对农产品电商 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促进农户参与电商;政府推广在信息素养影响农户参与电商关 系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推广内容的全面性、易于理解程度和推广频率会增强信息素养 在农户参与电商中的促进作用.     

Restoring trust through transparency: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transparency strategies on police crisis communi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Employing a 2 (accepting crisis accountability vs denying crisis accountability) x 2 (high vs low information substantiality) x 2 (high vs low participation) online experiment (N = 293),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different transparency strategies influence public anger and trust in a Chinese police crisis context, offering insights on government social media crisis communication. In general, transparency is crucial for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especially police agencies, in managing crises on social media. Reporting organizational crisis accountability, delivering sufficient and evidence-based messages, and enabling public discussion on social media are three transparency strategies that can help minimize public anger and rebuild public trust. Results suggest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delivering messages in crisis situations by using transparency. Furthermore,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police organizations in China should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unexpectedly low overall expectations for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among Chinese publics.     

创建服务型政府研究——以广州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例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预防腐败,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广州市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削减一大批行政审批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仍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和完善。     

“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涵义、理论基础和建构条件

"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民主制度框架内,把服务作为社会治理价值体系核心和政府职能结构重心的一种政府模式或曰政府形态.服务型政府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后工业社会理论、政府职能结构重心位移理论和科学发展理论.服务型政府在本质上是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弄清楚这些问题对当今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意义.     

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污染的空间面板分析

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理论并提出地方政府行为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假说,利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对1997--2009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寻租腐败程度越严重以及人均财政赤字水平程度越高,该地区的工业“三废”排放量也越大;工业的比重与工业“三废”的污染排放量成正比以及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趋势的结论。     

湖南村落经济发展问题及政府职责

村是我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村落经济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村落经济在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才得到真正发展。目前,湖南村落经济发展呈现的特点是:村落经济以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村落经营方式以家庭经营为主;农户以种植业为主;村落非农产业迅速发展;村落经济发展越来越超出村落范围。发展湖南村落经济需要政府有所为,做好规划、引导、支持、保护等工作,各级政府应各司其职。     

政治与社会——基于对《论法的精神》的诠释

本文以对孟德斯鸠思想的社会学诠释为出发点,重返《论法的精神》,借此澄清从现代政治科学到社会学的学科转换。一方面,孟德斯鸠借助对法的重新定义,将政治科学的视野拓宽到政府之下的社会,从而推动了从政治科学到社会学的过渡;另一方面,通过澄清政府的原则与民族的一般精神、风俗和礼仪的关系指出,在孟德斯鸠那里,政治并不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或附属领域,而是从政治视角出发来看的整个社会,甚至还超出了社会。借此,我们希望突破当前社会学重视社会,轻视政治的学科思维。     

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

从“传统官僚理性”的“控制”逻辑到“工具-价值”理性的“回应”逻辑再到“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公共行政理性的变迁推动着公民参与政策空间的理性释放。公民的理性需求内在地区分为“个体理性”、“团体理性”、“公益理性”三个层面。公民参与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行政理性与公民理性的有效互动,不同的行政理性配置不同的公民理性,会引致不同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看,以“运动式政策参与”为分析概念,广东番禺反焚运动,展现了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理性互动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过程。应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引导,提升政府和公民的理性能力,将频繁出现的公民集体行动转变为公民理性的政策参与,而非滑入群体性事件的深渊。     

论我国政府环境问责的乱象及其应对——写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之初

政府环境问责是确保环境法治体系良好运行不可或缺且行之有效的倒逼机制。然而,在我国的政府环境问责实践中,普遍存在“重企业主体责任,轻政府监管责任”、“重基层直接责任,轻部门主管责任”、“重环保主管部门责任,轻环保分管部门责任”、“重环境监管责任,轻党政领导责任”等问题,且有政治责任法律化和法律责任政治化等乱象,以致政府环境问责缺位、错位、失衡等方面的问题日趋严重。为走出当前困境,我国应按照职责明晰、权责一致、党政同责、各担其责、终身追责、依法问责、公平问责和尽职免责的原则,健全和完善政府环境责任规则,强化政府环境问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