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应强化政府公共投资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和短缺,是我国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存在的差别以及政府公共投资的职能等方面,阐述了政府公共投资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应发挥的作用,并提出若干建议。     

试论政府采购制度

政府采购是现代政府的一种重要行为方式。本文从政府采购的概念、性质等方面分析,认为政府采购是行政行为;结合我国的实施实际和实践经验,论述了政府采购制度的重大现实意义。本文也与新颁布的《政府采购法》相结合,对其中部分不明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信用合作社的标准原则与国家干预的冲突--对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考察

本文以信用合作社的本质特点———自愿、互助性、非赢利性与先天效率———为尺度,从我国农信社的实践出发,对信用合作社的标准原则与国家干预是否存在本质的冲突进行了探讨,指出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本质上已背离了合作制,成为具有合作特点的商业银行。     

寻求均衡:政府责任在行政立法层面的博弈分析

政府责任是指行政主体在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行政立法、执法及监督与救济时应承担的具体职责和作用,是政府运用公权力来调整权利(力)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时所应尽的一种义务.政府往往通过行政立法对权利(力)进行规则性配置,从而体现其责任承担状况,同时调整由政府所代表的公权力与相对人所代表的私权利之间的权利(力)关系,以期寻求二者之间的最优均衡.但有时立法的实施效果却并不能实现政府的预期目的.针对这一现象,笔者拮取了几个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有关行政立法的典型案例,试图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政府责任的规避与承担和权利(力)结构的失衡与均衡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进而引发我们对寻求实现权利(力)结构在行政立法层面的最优均衡问题进行思考与研究,藉此希望能对今后完善我国行政立法有所启迪与裨益.     

电子政务与中国服务行政模式的构建——以汕头市政府电子政务建设为例

信息技术正以其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渗透性为服务行政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电子政务推动着服务行政的建立。以汕头市政府电子政务建设为例,电子政务与中国服务行政模式构建的相关性可以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电子政务与政府职能转变;二是电子政务与政府服务程序改革;三是电子政务与企业服务电子流程系统的建立。因此,应当将相关因素有机融合,以先进的电子政务技术为手段,以公众服务为中心,才能构建健康的服务行政体系。     

论体制转轨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深化改革和健全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必须有进有退,以退为主。市场不健全不等于“市场失败”,市场不健全需要政府以自己的退出来换取市场的正常发育和迅速发展。同时,政府的传统做法也不等于政府依法行政,政府对于“市场失败”的弥补必须通过依法行政。在法治不健全和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情况下,经济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并非都是由“市场失败”造成的,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法律不能有效地制约政府的权力,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无法做到恰当和适度,从而导致“政府失败”。要解决这些问题,市场运作和政府干预就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当前深化改革的关键还在于建立和健全法治,从根本上改变“权大于法”的局面。     

论民主的三个层次

民主可分为三个层次:本原民主、政府民主和社会民主。本原民主是指“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政府民主是指要让人民在政府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社会民主指的是非政府意义上的民主。中国的民主发展可以在不放弃本原民主的前提下,夯实政府民主,同时不断扩展社会民主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思考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重要问题。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同宪法和法律权威的关系,是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确保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等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和管理内部事务,是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以党章为基础,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是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内在要求。     

Leveraging Open Innovation Using Intermediary Networks

Open innovation, fuelled by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has made it feasible and cheaper for firms to open themselves up to a wide range of external sources of innovative ideas.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open innovation intermediary networks, such as InnoCentive or Linked‐in, enables the rapid pairing of firms seeking knowledge to address a wide range of business challenges (seekers) with other firms or individuals who already have relevant knowledge (solvers or knowledge brokers). These intermediary networks allow procurement departments to source codified and un‐codified knowledge from firms or individuals outside their traditional supplier networks using one‐off transactional relationships. Although sourcing ideas in this way theoretically poses problems for knowledge search and transfer, we have found that companies can draw on processes and integration mechanisms developed by procurement and design engineering to develop effectiv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routines. These routines are strategically vital to source new ideas through open innovation using intermediary networks and cre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     

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学分析——以广州市恩宁路旧城改造为例

以政府主导的旧城改造运动频频上演,背后的利益冲突日益突出。分析其原因发现,在微观层面上,是因为组织设计中的激励机制如晋升机制、考核机制、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等诱发了政府官员有着追求政绩工程的强烈动机;在宏观层面上,是因为组织制度对城市基层政府的旧城改造行为缺乏有效约束,来自社会的力量未对基层政府的行为产生有效的影响。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双重原因,致使城市政府热衷于旧城改造,并且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城市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