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盛唐声诗和绝句为唐曲词发生的前夜

盛唐延续了初唐的去音乐化运动，古风中的乐府和歌行盛行，造成了音乐消费的空缺，以七言绝句为代表的声诗大量涌现以满足对声乐歌词的需求，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中唐时代，直到词体形式的代兴，才渐次出现了词体取代声诗的现象，因此，盛唐绝句声诗的兴盛可以看作词体发生的前夜。     

多样性·批评性·学术性－评《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文艺评论方阵》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文艺评论方阵》及先此出版的《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丛书,集中汇聚了湖南文学批评50年的主要成果,展示了老中青三代批评家的探寻的风姿。其主要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异彩纷呈的多样性、真诚鲜明的批评性、科学严谨的学术性等方面。     

再论《国殇》与《九歌》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九歌”基础上写定的 ,可以认为是屈原所作或创造的。《国殇》是为牺牲的楚国将士而举行驱鬼活动的主祭歌。《国殇》以外的《九歌》其他篇 ,主要是表现对九位天神地的恭敬、赞美和依恋 ,《九歌》中的神、巫、人、鬼关系 ,就是一个由人和巫迎请神、送行鬼魂的过程     

《竹山词》常用语研究——兼论其艺术风格与师承

在蒋捷词的研究中,其词派归属和艺术风格历来是众说纷纭的焦点.从语言层面对蒋捷词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后,不难发现蒋捷坚持的是"本色当行"的词法,抒发的是泛着冷光的寂寞情怀,追求的是幽深婉曲的艺术效果.他与姜夔和吴文英有着较深的艺术渊源关系,所以其词从总体上讲并非所谓"豪放词"之余韵.     

论朝鲜美学论的形成及其特色

朝鲜很早就接受了中国文学。包括文学美学理论。朝鲜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促进了朝鲜古典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朝鲜古代文人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不是盲目的和无条件的。他们的接受意识比较明确，是以透彻的民族主体意识和文化意识为基础。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传播到朝鲜之后，广泛地受到了选择、分析和评价，经过了“变形”的过程。所以，美学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改变的过程中。     

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的语言书写策略

女性诗歌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躯体写作后,90年代转向了语言写作。90年代以来,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对诗歌认识的改变,女性诗人不仅以诗歌的姿态表述自己,而且以具有女性主体性的"人"的立场进入诗歌,聆听和感受世界,既不放弃性别立场,又不放弃艺术价值,使女性诗歌达到人文价值与诗性价值合一的高度。90年代女性诗歌的语言写作,使女诗人以独立的女性话语与充分女性化的写作策略,实现了女性世界的完全自立和性别表达,并形成自己独立的审美体系,从而实现了女性诗歌写作的"宁静的丰收"。女性诗歌从此走上包含性别但又超越性别的更为广阔的前景。     

论法汉诗歌翻译的再创造

诗歌翻译要忠实于原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译作对原作亦步亦趋，生搬硬套。译者要在原作的制约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再创造”。“再创造”是法汉诗歌翻译中必不可少的手段，而不同的创造形式，又形成了法汉诗歌翻译中忠实性、牺牲性、叛逆性的创造风格。     

古诗文名句训诂研究

古诗文名句流传甚广，人们对其部分的理解尚有不妥之处。本文择其十者作一辨析。     

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之根本精神──“无我相”

儒、释、道三家哲学的共同特正是“无我相”;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根本精神也是“无我相”,代表儒释道三家精神的诗人屈原、王维和陶渊明三派诗歌,以艺术手段显现至高无上之境──“物我皆忘”,“物我一体”、在此境界之中,诗歌作为艺术家心灵的外化,绝不是中纯的语言文字对情感的渲泄,而是生命中修炼境界的极致,通达这种“无我”的人格境界和艺术精神,正是中国诗歌艺术的根本精神,     

台湾诗歌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与变形

台湾诗歌在 80年代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选择和接受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 ,这使得台湾诗歌典范发生了三种变动 ,即 :反纯粹性的本文混杂 ;反深度的事物本原化 ;反确定性的语符游戏。由于受时代的、民族精神的和文化心理的影响 ,台湾诗歌理论与创作又呈现了在特殊接受语境中发生的变异 ,即 :台湾诗人对“本体”的怀疑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怀疑 ;他们将语义的不确定性往往归结于语言本身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