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孟、苟引诗、说诗看儒家《诗》的经学化进程

先秦儒家诗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孔子诗学为代表的早期儒家诗学注重礼与实用性;孟子诗学则着眼于政教性,推动了儒家诗学向经学化方向发展;而荀子诗学强调宗经、徵圣、明道,标志着儒家诗学经学化的基本形成。     

陈师道研究成果再梳理

学界对陈师道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重新梳理与陈师道＂苦吟＂、＂后山体＂研究、《后山诗话》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其诗歌研究的深入。     

在中西之间:朱光潜的诗论

朱光潜的诗论力图融合中西,但其立足点在西方诗论,其侧重点在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朱光潜的诗论科学地揭示了诗的本质特征和中国传统诗的独特内涵,同时又总结了新诗的经验,为新诗"非诗化"倾向的克服提供了理论指导,对新诗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元代诗歌与散曲创作精神殊途悖反探源

有元一代自始至终的文化冲突形成了元代文人极其复杂的心态,当传统文化面临危机时,他们做出的不同的抉择,影响着元代文学的创作精神。元代文人对传统诗学继承的两种极端趋向,接受者不同的“期望阈”造成的诗、曲创作精神的悖反,创作主体情感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形成的诗、曲迥异的审美倾向,使得元代诗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雍容典雅、尊经循道、情在理中、合法合度;而元代散曲则冲破了传统诗学的藩篱表现出惊世骇俗的浪子才情     

中国古典诗学的性情阐释

重情体性是中国诗学的传统精神。中国抒情诗的发达,表明了中国艺术的情感谱系是十分丰富的。社会情感和个人情感交错融合,构成了颇具特色的艺术审美风貌。中国古典诗学十分关注情感与艺术的关系,并从这一角度对艺术发生以及艺术形态进行了充分地阐述。     

李世民与宫体诗

部分论者认为李世民延续梁陈余风,大量制作宫体诗,是唐初诗坛宫体诗的提倡者。解析时下对宫体诗的两个具体界定,无论是以"宫体诗即艳诗"还是以宫体即新变体的界定来剖析李世民的诗美,都不能得出这一结论——李世民的诗歌是宫体诗。李世民走出了梁陈宫体,"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其诗"欲崇重今朝冠冕",已经具有了唐代的诗美风格特征。     

"无迹而神"的审美研究——"无迹而神"与佛教思想的契合

作为中国古代美学形神论中一个重要的审美命题,"无迹而神"的诗学形神观是中国本土文化固有的"形"、"神"概念与佛教文化交糅、融合的结果.佛教"形神"观、"空"观的渗入以及佛教的中国化-禅宗的"顿悟"思维是助其形成与发展的异质文化因子.     

臧克家新诗文体的审美阐释

臧克家新诗文体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含蓄精炼的抒情范式;锤字炼意的苦吟精神;善于运用比喻经营意象。     

旧体诗与中国现代文学

尽管迄今为止现代文学的文学史没有把旧体诗列为研究对象,但是它的存在、延续和影响已经是不可动摇的事实。因此,已经开始有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在尝试着要把它列入其内。既然我们能够宽容通俗小说进入现代文学史,那么把旧体诗也写进来,应该是合乎同一逻辑的。     

论南宋寿词的分型及特征--兼论祝寿文学的历史演进

祝寿之辞始自先秦,此后绵延不衰.纵观南宋以前寿诗、寿词的历史流变,其创作多限于庙堂,颂扬对象多为王卿贵族,内容风格单一.南宋祝寿风气炽盛,直接带动了寿词创作的普遍流行,其类型可分为寿圣寿官词、寿亲寿友词和自寿词三大类.寿圣寿官词因其应制酬唱之目的而带有谀美色彩和模式化特征;寿亲寿友词因祝颂的功利需求虽不免有一些尘俗观念和价值提升,但因其表现了人伦真情的温馨和生命意义的美好,因而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自寿词摆脱了他寿的功利目的,审视并探索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深刻揭示词人深婉细腻的心迹,带有浓烈的个性化色彩,风格少有他寿词的喜庆欢愉而多以悲愤激越为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