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审判中对犯罪人进行心理鉴定的思考

犯罪人犯罪的动机、目的、犯罪时的心理状态、以及犯罪后的态度等犯罪心理,是刑事审判中刑罚裁量时可考虑的酌定情节。对酌定情节的分析和认定直接影响到审判机关定罪量刑的准确性,而酌定情节涵盖内容尺度的把握又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因此,十分有必要对犯罪人实施犯罪时的心理(心理态度)进行鉴定,并将鉴定结果作为法官对犯罪进行定罪量刑的依据之一,以提高审判机关定罪量刑的准确性。     

群体性事件中的民众心态分析

群体性事件中的骨干力量、普通参与者和旁观者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策略选择和心态往往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将小事闹大来实现维权的目的、借机敛财和对社会进行仇视是群体性事件骨干力量抱持的三种基本心态。普通参与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并不像骨干力量那样明确,从众和搭便车心理等往往是他们的心态。作为旁观者而存在的某些境外媒体抱持一种唯恐中国不乱、别有用心的心态。极少数不具有利害关系的普通民众以及没有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一般利害关系人也会表现出一种兴灾乐祸的心态。既然中国当下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心态是多元化的,政府在群体性事件的解决过程应当充分考虑参与者的具体心态,建立一套以分类管理为核心的规则治理的应对策略。     

论社会文化变迁与社会心理现代化

该文就社会文化变迁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关系进行探讨 ,试图揭示国人社会心理现代化的过程与特征     

论《金锁记》主人公抗争宿命的绝域之路

重新审视了张爱玲代表作《金锁记》中曹七巧这一形象的人性价值与命运悲剧,尝试从新的角度分析她走向毁灭过程中宿命抗争的实质。     

言语交际中的汉民族文化心理透视

不同民族由于历史发展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汉民族文化心理丰富且复杂,对言语交际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本文主要对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注重和谐,语词迷信等方面独特的文化心理现象进行探索讨论。     

论唐代诗人对商人持鄙薄心态的成因——基于唐代商妇诗中商人形象的考察

通过对唐代商妇诗的考察可见：唐代诗人笔下的商人大多是轻易别离、薄情寡义的形象,这反映了唐代诗人对商人的鄙薄心态。这种鄙薄心态的产生与士商地位的差异、士商社会形象的反差及诗人与商妇失意心态的共鸣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琼南黎族地区中学数学教师培训中的瓶颈问题

通过对琼南黎族地区中学数学教师培训现状的分析,研究了制约教师培训效果的瓶颈问题,分析了产生瓶颈问题的原因,并对突破瓶颈问题的关键进行了探讨。     

在坚持与背离中突围——论余华创作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余华开始以长篇创作为主,虽依然表现暴力、血腥、苦难、死亡,但更加入了含而不露的温情与幽默,叙述方式也趋向平静与温和,态度更加宽容,其作品多关注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命历程和生存状况,表现民族传统中特别的性格。余华的转型包含:青年写作与中年写作状态下的不同心态与思想衍变、在内心创新欲望催动下自我创作的突破、时代的诱因三个方面的因素。     

灾难情境下的社会心态研究——“生物—心理—社会”研究思路与方法

从"生物—心理—社会"的视角全面地探讨灾难情境下的人们的社会心态变化规律及其特点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生物学视角的研究成果表明,灾难后的心理行为变化源于人类前额叶的高级认知控制功能受到应激影响的条件下转变为由杏仁核所主导的快速情绪反应模式。心理学视角的研究分析认为,灾难后的心理行为变化可看做进化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双重意义上的心理原始化过程。社会文化视角的分析认为,灾难后的心理行为变化可看做一种社会文化心态模式从"平时状态"向"灾难应急模式"的转换。这三个视角的研究分析既有内在本质的联系,也遵循各自不同的逻辑,只有将这三个视角结合起来考虑,我们才能获得对于灾难后社会心态变化的全面认识。     

试论项羽的复仇心理

特殊的家庭背景给项羽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所成长的楚文化环境、仇恨秦王朝的强烈氛围、从小所受的教育,使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长大,形成了强烈地复仇心理。复仇心理使他在反秦斗争中勇猛、顽强、坚定、果敢,成为推翻秦王朝的最大功臣;复仇心理又使他动辄“屠城”、院俘,伤害无辜,成为潜伏于其政治生命中的恶瘤,这个恶瘤在楚汉战争中爆发;复仇心理也使他变成了政治上的低能儿,该出手时优柔寡断,毫无政治远见,失去了由自己重新统一中国的天赐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