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善型民生

根据支撑基础、责任负担、保障水平以及民众需求等维度,可以把民生保障划分为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以及富裕型等四种类型。改善型民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它是指通过各类民生项目的安排及民生待遇优化以促进民众生活得到持续改善、社会发展水平得到提升的一种制度类型,是民生项目更加齐全、内容更为完善、治理水平更高、使民众各按其分的民生模式,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服务消费支出总额持续增长以便能够提升生活水平的民生类型,是那种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较高层次需要的模式类型,也是更有助于形成社会结构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民生制度类型,因而具有综合性、完善性、激励性以及发展性等特点。这要求我们优化民生类型设计及民生投入结构,补齐改善型民生短板,营造良好社会秩序,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研究--九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

在中国上市公司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后,董事会治理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本文从上市公司董事会模式、结构及组织体系等方面,介绍和分析了外国公司董事会的治理情况,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存在的六大问题,提出了健全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对策:选择合适的董事会模式、改造董事会结构、完善董事会制度和治理机制,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     

"指标困局":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在国家的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是影响扶贫绩效的关键变量。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调研发现,中央政府不断升级的治理手段为重构央地关系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对国家扶贫理念转型认知的偏差以及在形成路径依赖之后的策略行为不仅容易产生对总体局势的误判,还为后期的政策困局埋下了伏笔。在此背景下,地方扶贫工作遭遇“指标困局”,即地方政府很难实事求是去识别贫困户,只能在既有的指标约束下进行精准识别,扶贫工作陷入了反复识别,却仍难实现精准的怪圈。     

民营企业的家族意图与家族治理行为研究

该文在家族企业定义研究的基础之上,构建了家族意图--家族治理行为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对珠江三角洲民营企业主在家族化意图和家族化治理行为方面的表现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测量,得出主要结论如下:具有不同自我认知的民营企业主在家族意图上存在明显差异;家族化"价值观"对家族化"态度"有正向的影响;家族管理意图与家族管理行为、家族控制意图与家族控制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家族所有意图与家族所有行为存在较大差异.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对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分析为基础，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实证研究，揭示我国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方式，并通过在参考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造实证检验模型，从而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合理安排提出构想。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研究

环境污染风险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跨时空性、不可测量性及难以修复性特征,导致环境污染国家治理机制和环境污染市场治理机制存在制度性局限,亟须建构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机制。环保社会第三方具有公共性、公益性、专业性、中立性及组织性的特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能够实现利益诉求、利益发展、利益协调及利益保障的制度绩效。针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面临的宏观权力结构性失衡、中观机制整体性失调、微观行为系统性失范等瓶颈,优化我国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的结构性均衡机制、整体性实施机制和系统性规范机制。     

由点及面: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战略思考

确保乡村振兴无缝链接脱贫攻坚,已经成为全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着眼整体治理视角可知,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呈现出了"由点及面"的特征,包括治理对象扩大化、治理任务丰富化、治理场域拓展化、治理资源全面化和治理思维合作化等内容。当然,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依然有着较多治理任务延续,如产业振兴立足扶贫产业发展、振兴主体队伍吸纳扶贫人才、文化振兴承袭扶贫扶智工作、组织振兴借鉴扶贫行动架构以及振兴机制传承扶贫治理经验。同时,为了开展更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工作,也要推进较多的治理升级,既要依托乡村振兴发展消解相对贫困,借助多元主体合作改变治理思维,也要积极尝试乡村振兴区域合作模式,并系统构建完整的乡村振兴制度体系。     

中国商会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商会,作为一种中介组织,属于第三部门,其地位和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商会可以承接一些政府做不到、做不好或不便去做的事,能办成许多单个民营企业想办而难以办成的事,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着代言、协调、自律、服务、监督、维权、整合、引导等方面的特殊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商会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因此要转变观念和政府职能,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强商会立法和自身建设,以便更好地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边缘化——一种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

农村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日渐重塑着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经济能人治村成为乡土政治的新情境。经济能人治村在盘活农村经济、助推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村庄政治参与的失衡。以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介入,可发现经济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在村庄权力秩序上形成了典型的＂差序格局＂,并由此导致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运作的选举过程、治理阶段、利益分配中日趋显出边缘化的倾向,这与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经济能人治村模式及村庄治理主体实力差异等都有一定的关系。要确保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需从村民自治制度优化、能人治村模式完善、治理主体素质培育等方面寻求＂破题＂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