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营销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分析

在阐释绿色营销和企业生命周期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绿色营销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指出绿色营销能延长企业生命周期,或促使企业早日走出衰退的阴影,进入第二次生命周期,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FDI、OFDI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有必要从宏观层面研究FDI与OFDI在影响中国GTFP时是否存在协同效应,以突出国际化问题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关联性。本文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宏观统计数据,在设置四种空间权重矩阵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系统分析了FDI、OFDI及其交互项对中国GTFP的影响。结果发现,FDI对中国GTFP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OFDI对中国GTFP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忽略中国GTFP动态效应的影响时,FDI与OFDI仅在人力资本矩阵假设下存在促进中国GTFP的协同效应;考虑中国GTFP动态效应的影响时,FDI与OFDI在促进中国GTFP上存在地理属性的协同效应。本文的研究对于“引进来”与“走出去”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以及促进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价值。     

需求不确定情况下绿色产品消费过程中政府的最优补贴

从化解绿色技术创新的环境外部效应出发,对绿色产品消费过程中政府如何给购买者提供补贴问题进行了研究。假定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讨论了需求函数分别为加法形式与乘积形式时,企业如何确定产品的价格和销量,以及政府如何选择补贴方式的策略问题。研究认为：给定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政府提供的最优补贴或者价格折扣、企业最优产量以及政府实际补贴支出随着政府期望实现销售目标的提高而增加,随着市场风险的增加而增加。从政府补贴支出最小化角度来看,固定额度补贴方式为政府的最优选择。给定政府补贴支出,从实现企业产量最大化角度来看,价格折扣方式为政府的最优选择。对消费者来讲,政府应用价格折扣方式能够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支出,提高消费者获得的福利剩余。     

跨国绿色创新国际合作中机会主义行为治理机制研究

跨国绿色创新国际合作是提高本土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拓展外商企业发展空间的有效途径,但国际合作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造成跨国绿色创新国际合作的短期化。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及模拟仿真手段探索跨国绿色创新国际合作机会主义行为治理机制,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及政府监管对跨国绿色创新国际合作机会主义行为治理的作用关系。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与市场状况和产业类别相匹配的政府监管强度均可有效遏制跨国绿色创新国际合作中机会主义行为,使其向互惠主义策略演化,但对外直接投资因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较弱,对其遏制作用效果甚微。同时,乐观的绿色创新国际合作市场前景将显著抑制国际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利于长期绿色创新合作关系的维持,而悲观的市场前景不利于跨国绿色创新国际合作稳定性。最后,本文设计出最优机会主义行为治理机制,促进跨国绿色创新国际合作双赢目标的实现。     

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

基于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计量模型（SDM）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结果显示：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效率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的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进口技术溢出和自主研发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影响。     

基于绿色投资效率的港航供应链投资策略研究

在IMO环境政策约束日趋严格的背景下,绿色投资成为港航企业提升自身竞争优势的方式之一。本文以港口主导的供应链为研究对象,分析三种投资场景与不同成员投资的利益关系,即从绿色技术投资效率对港航供应链的成本效应、绿色技术投入效应、经济效应和市场效应等方面展开分析,最后分析不同投资策略对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港口绿色技术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整体供应链的成本投入;当绿色技术投资效率逐步提高时,绿色投入水平不断下降,降低了绿色投入的成本,从而达到“投入高效率,投入水平低增长,整体收益高增长”的投资效果;无论是承运人或是港口进行绿色技术投入,均会增加市场的服务价格,相较于非绿色技术投入,绿色技术投入时会增加整体市场的需求数量;从消费者剩余的角度考虑,承运人绿色技术投入相较于港口绿色技术投入产生的消费者剩余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价格“传递效应”带来的不利影响;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考虑,虽然绿色投资可能会降低社会福利,但承运人投资产生的社会福利优于港口绿色投资时产生的社会福利;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政府的政策制定具有较高的优先级,有助于提升环境收益。研究结果进一步丰富了港航企业绿色投资的研究成果,可为合理权衡绿色技术投资效率,为港口供应链成员的绿色投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对绿色港口供应链的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授权模式下制造商与再制造商的演化博弈决策

鉴于专利授权对解决制造商与再制造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知识产权问题的重要作用,构建专利授权模式下原产品制造商和第三方再制造商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制造商绿色创新决策与再制造商再制造决策的动态演化过程。研究表明,系统演化的均衡结果受再制造专利许可费的影响,当专利许可费满足不同的边界条件时,系统将演化至不同的稳定均衡策略。但是在单纯的授权模式下,制造商和再制造商构成的动态系统并不能演化至（绿色创新,再制造）的最佳均衡结果,因此需要政府层面的外部干预进行引导。从研究结果来看,存在可行的政府补贴机制,能够促使系统实现制造商进行绿色创新,再制造商积极开展再制造业务的最佳稳定均衡。     

The Role of Stakeholders in Improving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Urban Green Infrastructure in Southern Ethiopia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role of stakeholders in the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urban green infrastructure (UGI) in Southern Ethiopia. Key informant interview, focus group discussion and household survey were used to collect data. Majority of the respondents confirmed that beautification, shading and cooling effects and storm water management are the main reasons to develop UGI. However, there is a significant variation in the participation of stakeholders in managing UGI. This is due to lack of awareness, policy and poor coordination. The study recommends an interconnected decision-making activity is needed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improvement of the urban environment.     

中国的“双碳”目标与实践:形成逻辑、现实挑战、社会风险及推进进路

为应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气候危机,中国于2020年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该目标的形成基于“气候恶化的事实与影响—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与制度倡导—推进碳减排与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行动”的演进逻辑。由于“双碳”目标属于政策驱动型目标,因此面临碳交易市场效能有待检验、“双碳”立法缺失、“双碳”技术薄弱、“双碳”多元利益主体“缺场”等挑战。在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空间正义失衡,人群利益受损,运动式、休克式减碳等社会风险。推进“双碳”实践需要构建“政府—社会—企业—学界”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系统性架构:在政府层面进行制度创新和立法推进;在社会层面培育民众的“双碳”意识,积极建构“低碳”社会;在企业层面加强低碳技术革新,开发绿色产品;在学术界层面积极开展“双碳”研究,加强“双碳”专业人才培养,从而共同推进“双碳”目标的达致和绿色发展。     

碳达峰目标下中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协同效应研究

探索中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协同效应,对于推动环境治理体系新篇章、建设美丽中国具有典型意义。阐述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科学要义,构建了复合系统协同发展评价体系,并利用LSTM-BP神经网络对不同模式下的发展路径进行预测。研究发现,2001—2020年,各子系统实现了由低水平有序向中水平有序的转变,其中社会和资源子系统已步入高水平有序阶段;复合系统自2013年步入中水平协同阶段,这得益于政策的宏观调控、社会的转型进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能源的优化调整、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环境的持续向好。未来在碳达峰目标导向下,子系统协同增效将推动复合系统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