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活动伦理意蕴探析

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它还具有伦理意义。消费活动与社会道德状况密切相关。消费心理总是一定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的体现,反映一个阶级或时代的道德风貌;消费行为总是对社会产生一定的道德后果;消费方式总是影响着一定阶级或时代的道德风尚。因而,我们应提高精神文化消费,养成科学、文明、健康的合理消费方式和艰苦创业的良好精神风貌,不断弘扬倡俭崇实的良好社会风尚。     

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演进关系模型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通过设定物品消费偏好指数,建立两物品模型,推导出了区域环境最佳投资水平;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证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的依据以及在环境质量最低点和环境质量发生根本性好转的转折点的社会总投资水平。最后,得出环境质量演化过程曲线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它与非环境物品生产函数和排污生产函数的技术参数、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对环境物品和非环境物品的消费偏好以及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等有关,而非仅仅与经济增长状况有关。     

不同权力结构下碳税对供应链减排水平的影响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促进供应链协同减排成为生产和消费领域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在绿色供应链的管理实践中,不同类型的供应链核心企业在进行减排决策时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供应链权力的结构成为影响供应链减排水平的关键因素。本文在一个由两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中研究了不同权力结构下的供应链最优减排和定价决策问题,分别给出了零售商主导和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Nash博弈均衡解,并分析了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单位批发价格、碳税税率等参数对供应链最优决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在两种供应链权力结构下,当产品的单位批发价格固定时,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可以促使制造商提高减排水平;但是当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固定时,提高产品的批发价格却不一定总是能够激励制造商提高减排水平;（2）在两种供应链权力结构下,对于低排放行业的制造商来说,提高碳税税率可以增加产品的减排水平,但是对于高排放行业的制造商来说,提高碳税税率反而会降低产品的减排水平;（3）一般来说,零售商占主导地位的供应链中产品减排水平和供应链总利润相对较高,供应链碳排放总量相对较低。最后,与供应链集中决策模式相比,随着产品批发价格的增加,两种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供应链双重边际效应逐渐增强。数值实验结果显示：在碳税税率的一定取值范围内,这种双重边际效应会使得两种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产品最优减排水平和供应链碳排放总量均优于集中决策模式。本文的研究可为碳税政策下供应链的协同减排提供有益的管理启示。     

多主体参与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均衡及稳定性

构建由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组成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情形下参与主体策略选择对系统均衡策略影响的演化过程,并借助系统动力学实验方法进行了实验模拟论证。研究发现：（1）在绿色技术创新演化博弈系统所有可能的均衡策略中,只存在三个稳定的均衡策略,其中,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收益和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是驱动博弈系统向不同稳定均衡策略演进的重要动力。（2）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和消费者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收益是影响博弈演化系统最终向不同稳定均衡策略演进的主要因素。（3）在均衡状态（1,1,1）和均衡状态（1,0,0）下,通过促进消费者采取购买绿色产品策略对绿色技术创新系统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均衡状态（1,1,0）下,促进消费者采取购买绿色产品策略对绿色技术创新系统的影响更为显著,而提高市场规制强度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的影响效果较为微弱。     

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

随着绿色发展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各地政府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降低环境污染和提高增长质量的主要途径。为了考察地方政府环境分权和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本文利用非期望产出EBM模型测度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并将绿色技术创新指数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最后,结合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空间集聚以及邻近地区的策略竞争效应;(2)环境分权对本地和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变动特征,且现阶段并未跨越分权驱动创新的临界点;(3)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效应整体为负,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等不同类型环境分权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4)区域环境分权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强。     

“双碳”视角下我国居民碳普惠:内涵、框架体系与政策建议

“双碳”目标是我国基于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文章围绕居民碳普惠这一当前“双碳”背景下的热点研究问题,从居民碳普惠的概念、内涵、作用与意义三个视角分别展开分析,提出了对绿色支付、居民碳普惠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对居民碳普惠的框架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设计了居民碳普惠“一体两翼”的框架体系,并对我国居民碳普惠发展的五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政策建议。     

从异化消费到生态消费

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工业文明将人类推向了一个物质发达的社会。工业技术的革新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力发展,人类的消费逐渐趋于奢侈和浪费。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的扩大具有盲目性。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将批判视角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消费领域,马克思由此提出了异化消费理论。异化消费理论为当代消费群体的各种不当消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伴随而来的奢侈消费、享乐消费、符号消费盛行,导致一些错误的消费价值取向产生,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负担。因此,推动异化消费向生态消费的转型尤为重要。生态消费是促进社会的生态化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是适度消费、有限消费、低碳消费、可持续消费和需求性消费,需要政府的“引导力”、企业的“推动力”、社会媒体的“宣传力”、社会公众的“内在动力”等合力而行,共同构建生态消费社会对于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在梳理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利用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2012—2017年数据,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第一,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促进产业绿色发展,产业绿色发展反哺绿色金融成效显著,二者已达到良性共振耦合,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发展阶段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阶段到良好协调,并向着优质协调靠拢;第二,上游地区产业绿色发展已形成了区域内合作机制,产业绿色发展迅速,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自2012年以来上升最快;第三,九省二市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的基础和侧重点不同,二者耦合协调度呈现一定差异,但都达到了良好协调阶段。针对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和产业绿色发展二者耦合协调度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绿色基础设施的经济价值预算与分析

绿色基础设施是自然的生态基础设施和半自然的市政绿色空间的结合,它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在改善生态环境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蕴藏着新的经济增长点.本研究尝试构建绿色基础设施经济价值评价指标,测算全国各省的绿色基础设施经济价值(2004-2015),探究其区域分布状况,并进一步运用灰色模型预测2016年、2020年和2025年我国绿色基础设施的经济价值,以期提升人们对绿色基础设施的认识,为在城市规划中建设和完善绿色基础设施提供参考,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的良性循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中国电力消费周期的路径演化识别——基于Markov区制转移模型

基于1980-2016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年度电力消费数据,采用H-P滤波技术对中国电力消费的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轨迹进行刻画,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MS（n）-AR（p）]模型分析中国电力消费周期在各区制间的动态转移过程,识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力消费周期的路径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5年中国电力消费周期的区制分布情况。研究发现:（1）中国电力消费增长率的波动程度自2003年明显缩窄,且从2007年开始进入下行周期。（2）中国电力消费周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易向着其收缩期和扩张期跨越。且中国电力消费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年份往往对应着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趋缓的大环境。（3）2014-2015年中国电力消费向其收缩期转移的迹象明显,但预测结果表明,未来5年中国电力消费整体上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