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的人性化趋向分析

在人权保护的时代背景下,立法的出发点是最大程度上保护人的权利,人权保护下的立法理性也处于调整中,立法者基于理性制定的法律规范应愈来愈被不断调整以接近人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理性越被道德渗透,人性越贴近社会和自然,立法则是创造合乎人性的法律环境的有效渠道。     

贵州苗族聚居区苗族女童教育普及现状及研究状况

鉴于女童教育对妇女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坚持促进女童教育均衡发展成为迈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当前民族地区女童教育滞后,对其普及现状及研究状况的切合实际的了解、认识,对民族地区女童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仅就贵州苗族聚居区苗族女童教育为个案进行剖析。     

构建和谐财务管理目标的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是现今中国的重要社会问题。在财务管理学中,财务目标是财务决策的准绳、财务行为的依据、理财绩效的考核标准。本文从和谐概念出发,从财务管理的角度,运用产权理论和契约理论分析财务管理目标和谐的现实性选择和构建。     

娱神与娱人的融合——从楚国“虎座立鸟架鼓”窥探先秦礼乐制度的世俗化转向

虎座立鸟架鼓是楚国工匠依据当时的工艺技巧、审美意识而创作的一种击打乐器,是礼乐制度从规范化到世俗化演化过程中的产物。以虎座立鸟架鼓为观照对象,可窥探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规范化、多元化、世俗化的演变历程。虎座立鸟架鼓从庄重到新奇的器型演变,从“夏黑殷白”到“尚朱尚赤”的色彩演变,从“娱神”到“娱人”的功能演变,证明了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世俗化转向。东周时期音乐文化由“朝”向“野”、由“神”向“人”演变的进程,促进了不同阶层乐享方式的交融,也促进了乐器类型的多元发展与创新。     

抑制演化:库拉圈的社会权力

本文从迈克尔·曼“抑制演化”这一人类学命题入手,借用《老子》的某些思想与概念来解读人类学经典案例库拉。作者认为,曼由于材料不足而未能直接使用权力的四个来源解释新石器时代的“抑制演化”问题,而库拉民族志为探讨这一人类学命题提供了机会。《老子》的思想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解释为何库拉宝物和名望都是“不积”的,为何库拉社会可以保持在“小邦寡民”的非文明状态。“不积”与“小邦寡民”使整个社会限制了四种社会权力的积累,有意保持在“抑制演化”的状态。以《老子》解读库拉,有可能为“抑制演化”这样的人类学经典理论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意义和世界贡献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华民族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开始,也是民族自立自信的基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成功样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从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的转变;促使世界历史进程从西方垄断现代化叙事向世界各民族自主选择现代化道路转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集人类文明之精华,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为世界发展和人类共同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运用四大法律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个社会理想,又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主题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谐社会构建需要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等全方位着手,但制度建设是最根本的途径。我们应充分运用法律的权力制约机制、利益平衡机制、纠纷解决机制和生态调控机制等四大法律机制,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土家族民俗汉字文化精要

虽有学者认为巴人有自己的文字,但学界总体却认为巴人及后来的土家族并没有独立的文字,起码是没有成体系的文字。实际上长期以来,土家族都习用汉字,故而其民俗中汉字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民俗文化中一朵永开不败的奇葩。     

蒙古人的格斯尔崇拜

格斯尔是藏族和蒙古族史诗<格(萨)斯尔>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随着<格斯尔>在蒙古族地区的广泛流传,格斯尔形象在蒙古人心中也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他们崇拜的人物.蒙古人对格斯尔英雄的信仰崇拜,集中体现在风物传说、寺庙、敖包、祭祀、那达慕、家教等诸方面.这些崇拜既熔铸了蒙古人的审美情趣,又蕴藏着蒙古人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Becoming’ a possible threat: masculinity,culture and questioning among unaccompanied young men in Sweden

A debate on masculinity and immigration rose across Europe in 2015 after an incident with sexual harassments taking place in Cologne, Germany. The incident refuelled a debate positioning unaccompanied young men as a possible threa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 research project where we during this time ethnographically followed 20 young men, having arrived in Sweden as ‘unaccompanied’ minors. The aim is to examine how the young men themselves talk about, reflect on and negotiate masculinity and gender during this period.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masculinity cannot be approached as something stable easily being inherited or transferred from one’s origins. One difference for ‘unaccompanied’ young men is how conflicts or tensions emerging in relation to issues of gender and masculinity tend to be interpreted differently, and publicly, putting the young men in a ‘gendered situation of questio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