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单位社区社会变迁的人类学分析

该文关注新疆单位社区社会变迁,着重对单位社区居民的单位情感、社团组织、文化接触以及婚姻双方的互动等方面的变化进行梳理,并使用英国人类学家贝特森的多元发展理论对以上四个方面的结构关系模式进行分析,探究单位社区变迁的内在规制,借以理解在转型期中国单位社区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据此,该文认为多元发展的共时性是分析单位社区社会变迁和居民关系互动的重要视角,同时利用田野材料对这一理论在历时性上的缺憾加以补充。     

谈女性地位在婚姻家庭中的社会变迁--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感*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家庭的起源、演变和历史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对人类各个历史阶段家庭关系发展的特点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这里试图从经典著作出发,讨论女性在三种主要的婚姻家庭形式中地位的变化,并探寻其变化的原因。     

生态模型构架及其应用研究

在描述区域合作模式的基础上,分析了区域合作的主体特征及区域之间的互相作用;通过建立上下游地区区域及企业排污权交易模型说明了排污权价格的均衡过程及其实现的必要条件与支持策略。我国在推进企业排污权交易进行的同时,需要通过完善跨区域环境治理地方政府合作的法制体系和政策体系,建立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和跨区域信息通报与应急机制来有效地实施流域治理。     

文化视野下金陵女子大学的组织变迂分析

从文化的视角剖析金陵女子大学的组织变迁,可以看出,金陵女子大学诞生于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中国近代社会;经过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的洗礼,现代科学精神成为引导学校发展的主要因素;面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变更,它及时调整以顺应中央人民政府要求,但最终并没有摆脱教会大学的命运,伴随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走向终结。     

朱熹对科举态度的转变及其改革主张

明清时期,由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与标准答案,因此,朱熹在当时科举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以致近百年来,人们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观念模式:似乎朱熹是热衷于科举的罪魁祸首,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是束缚人们思想解放的紧箍咒。事实上,南宋朱熹一生中对科举制的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转变:一是启蒙求学阶段,以最初从众的参与心理逐渐转变为一种矛盾的怀疑态度;二是自书院讲学开始,由对科举的不满逐渐发展到对其进行不断地批评甚至抨击;三是在其晚年的思想成熟时期,在认真批判科举制弊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革科举的主张。至于朱熹离世百余年后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中的消极影响,既是他生前不曾预料到的,也是与他倡导改革科举制的主张相违背的。     

叙事策略的调整与丁玲的文化尴尬——《在严寒的日子里》的版本变迁

丁玲1979年复出前后,正是新旧文学体制更替的历史转型期,在她对《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叙事策略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中,表现出“新时期”前夜的复杂状况以及创作主体的内在矛盾、思想困惑与文化尴尬.笔者以1956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8章(以下简称“初本”)和1979年发表在《清明》杂志上的重写的24章(包括重写的8章,简称“改本”)为研究对象,通过版本的变迁和叙事学比较,探析复杂的权力关系对文学生产及文学史叙述的重大影响.     

词汇的语境化与民俗变迁——以义县春播语汇为研究个案

针对古今史料中义县农业生产习俗缺失的现状,基于文献、田野调查、词汇语用学等研究方法和语料库等资料,对锦州义县春播语汇的语境化及其折射出的民俗变迁进行历时研究。研究发现:春播备耕、播种工具、播种参与者三方面语汇的语境化意义反映了农民在农耕信仰、劳动观念和生产方式方面的变化;民俗词汇具有词汇语用学特征;民俗词汇是民俗的载体,但二者的变化不完全同步;民俗词汇在语境中形成,并对语境进行制约,进一步的语境化推动或抑制词汇的变异发展。     

盐城海滨滩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分析

盐城海滨滩涂湿地是西太平洋海岸最大的滨海湿地,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以盐城海岸湿地为研究对象,根据1997年和2007年的遥感影像,定量分析盐城海滨滩涂生态服务价值时空变化,结果如下：（1）2007年的生态服务价值较1997年明显下降。（2）1997年,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最高的东台,最低的是滨海,东台约为滨海的2．5倍;2007年,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最高的是射阳,最低的是滨海,射阳约为滨海的1．8倍;区域差异性正逐步缩小。（3）盐城滩涂湿地生态服务价值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海岸类型和对滩涂的开发利用程度。     

政府失灵与环境制度改革——对淮河现象的反思

以淮河的治理为切入点,针对环境保护领域中凸显的“政府失灵”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应对“政府失灵”的环境制度改革措施———环境决策的“综合化”、环境管制的“市场化”和“环境治理的“社会化”。     

建国后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变化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至今,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时期:一是从建国初到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到冷战结束为止形成以综合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三是冷战结束后,我国正式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新国家安全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