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证据标准问题研究

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个重要而独立的诉讼阶段.侦检机关对逮捕证据标准应该统一认识.逮捕证据标准是侦检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对拟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需要逮捕而提出的证明自己的主张所要求收集到的证据体系和标准.逮捕证据标准分为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提请逮捕和批捕时要按照这些标准对证据进行审查,从而确保正确地采取逮捕强制措施.     

一种基于证据距离的客观权重确定方法

证据理论能较好地处理具有模糊和不确定信息的合成问题,广泛应用于群决策中。但在高度冲突的证据下,合成结果会失真,为解决该问题,提出一种基于证据距离的客观权重确定方法。该方法根据各专家提供的证据间的距离来确定其客观权重,从而重新调整各专家证据的基本概率分配,可以降低与群体意见分歧较大的专家的权重。最后用一项目投资选择案例来验证该方法有效性。     

对影响美国科学证据采信标准若干判例的评析

科学证据的可采性标准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减少伪科学的运用和对科学的误用。通过对Frye、Daubert、Joiner和Kumko四个案件的判例,详细分析了美国科学证据采信规则演变的内容和历程,有助于理解现代美国科学证据采信标准的内涵,对我国在科学证据采信规则的立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职务犯罪中监察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机制 ——以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机制为视角

目前,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监察法》对监察机构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规范化、法治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司法实务中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如监、检、法在程序对接与转化层面衔接不畅,职务犯罪案件处置中监察与司法部门之间未形成科学的衔接与转化,监察措施适用环节存在诸多争议与模糊之处。由此,应进一步畅通监察与刑诉程序的衔接,为监察委员会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与科学化构建刑事司法路径,促进其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良好互动与相互制约,以规范监察机关权力运行程序机制。宏观制度设计方面,监察程序中应恪守程序正义与分离原则,在遵循以审判为中心的大格局的基础上理顺监察与司法机关权力配置。微观机制运行层面,推行职务犯罪分流处置与司法审查机制,完善留置程序运用,在调查、审查起诉与审判等各阶段中通过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构建职务犯罪案件智能管理平台等方式,构建合理的监督制约模式。     

网络证据认定问题研究

立法应把网络证据（电子证据）规定为一类新的证据,与原有的七种证据并列,从而解决网络证据的“合法身份”问题;非法秘密录制方式获得的网络证据不具备可采性,通过非法搜查、扣押等方式获得的网络证据,情节严重的一般不予采纳;法院在认定网络证据的真实性时,在证据契约方式、自认方式场合主要是审查这些方式的合法有效性,在鉴定方式的场合主要是审查鉴定的内容。     

环渤海地区高新区科技人才政策比较研究

环渤海地区目前成为我国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区内的高新区更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持,运用模糊聚类分析的方法,通过高新区科技人才政策指标体系的构建,对环渤海地区十个高新区进行人才政策评价研究,并得到动态聚类谱系图,从而为各高新区的人才政策的制定或调整提供科学的依据。     

小议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国际通行的一项刑事准则,在保障人权和诉讼公正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公约等国际文件及世界各法律发达国家均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刑事法律禁止非法取证,但对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效力规定尚有欠缺,与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还有差距。从我国立法及实践状况出发,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释。     

自白的权重变化与刑事司法证明方法转向

刑事司法证明方法转向是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国际趋势,在我国实现这种转向还面临一些现实的困难。被告人自白具有两面性,自白的证据能力不能否定。在确认任意性自白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下,确立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直接言词原则,进一步完善非法自白排除规则和自白补强规则,通过这些原则、规则和制度的配合与互动,促使刑事司法证明方式逐步由偏重被告人自白转向自白之外的物证和其他证据。     

证据理论在机场动态容量预测模型中的研究

针对容量影响因素的不确定性,提出了基于证据理论的机场动态容量预测模型。该模型依据机场最大容量构建识别框架,以专家预测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程度和发生的可能性为证据,建立基本可信度分配,利用Dempster合成法则融合各种动态因素对机场容量的影响。实验数据分析表明,该模型运算结果合理,可以为空中交通流量管理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土地纠纷中证据类型与运用规则分析

为破解证据类型划分以及证据运用规则在土地纠纷中的适用难点,应用类案分析方法对土地纠纷司法裁判文书进行探析发现:在证据类型方面,以“人证、物证、书证”模式划分土地证据易致对其被动消极认定,“材料 证据 定案依据”模式存在行政机关取代审判主体认识的倾向,应审慎运用“证据资料 证据方法”二元结构,而按照“主要 一般 参考”模式进行划分具有现实意义;在证据运用规则方面,民事证据保全制度与土地纠纷解决无法完全适配,土地证据客体范围在常规证据收集制度下产生排斥现象,亟需释放土地纠纷电子证据的应用潜力。因此土地纠纷证据运用一方面需要以土地证据类型划分为基准,平衡土地证据举证责任;另一方面需要以土地证据适用认定为切入,构建“抗告 撤销 赔偿”的缓冲带。要打破部门法学科壁垒,以土地法条文为基底,合理解释土地证据规范,推进土地仲裁证据非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