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的历史意趣

金庸武侠小说封笔之作<鹿鼎记>,既充满游戏笔墨,又富含历史意趣.金庸对两者的不同处理方式,揭示了隐含在游戏笔墨深处的历史意趣,一部优秀武侠小说不仅有娱众之功,亦可以有深刻的历史蕴涵,从而达到可观的思想高度--关键在于作者是否拥有历史感和历史见识.小说与历史这两种叙事文体,纠结着复杂而难分的关系,为小说审美提供了一个崇高标的.     

试论"以人为本"的汉语历史词汇研究

面对个体数量众多、情况极度复杂的古汉语词汇系统,根据语言事实调查和认知语言学理论,从“以人为本”的研究思路出发进行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首先对围绕人体部位及其各种重要经验而形成的概念基础之上的词汇加以研究,进一步研究这些词汇指称功能的扩展情况,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研究工作。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社会发展及其历史本原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以宏大的历史尺度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成为他论述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总纲领.马克思通过劳动性质、财富尺度和自由时间这三个基本维度,不仅从"自由个性"、"自由劳动"与"自由时间"相统一的角度揭示了人和社会互动生成的社会历史机制,而且从"实体"与"主体"相统一的角度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本原.     

略论洞庭湖之称谓及历史变迁问题

"洞庭"之名早在先秦典籍中就时有出现,但是意义不完全一样,也不一定是同指一处。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体还处于"渊"、"泽"的阶段,"尚相当窄小",应该还不会有"洞庭湖"之称。随着后来环绕君山的所谓"洞府之庭"形成了一个大的湖泊,洞庭湖名逐渐形成并开始固定。洞庭湖之名在湖南的出现,则可能是先民在迁徙过程中发生了地名的移位。     

试论康德美学的先验转向--兼就目的性原理的形成与邓晓芒先生商榷

国内学术界论述审美判断力与目的论判断力的内在关系以及自然的合目的性原理的形成问题时,常常从其哲学体系出发,把目的论判断力作为审美判断力的“衍生物”,把自然的合目的性原理看作由审美判断力提供的。这是一种未经历史分析的独断。通过康德美学先验转向的历史分析,可以说明康德是如何通过目的论的研究为审美判断力寻找到了先验的原理———目的性原理,从而澄清学术界对于康德美学中目的论的认识。     

论我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

我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始于清代,经民国、伪满、解放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后成为我国公民。在这一过程中,朝鲜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一道,在开发东北边疆和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患难与共,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和不可分割的关系。朝鲜族人民不断吸收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逐步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我国56个民族之一。     

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地方高校作为区域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知识生产创新的主渠道,服务乡村振兴既是内在要求,更是职责使命。研究指出,探讨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个性、共性内涵,以及历史发展脉络,是理解地方高校“何以要”服务乡村振兴的关键;而探讨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以及实践经验,是打开地方高校“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大门的钥匙。研究从内生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四个维度,明晰了地方高校“何以要”和“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为地方高校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清代广州十三行在中西交流中的历史地位

清代广州十三行是政府特许的外贸垄断组织。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十三行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世界透视中国的主要窗口,在中西交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

王曾瑜从教育、宋学、科技、史学、词、散文和诗等七个方面对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宋代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朱瑞熙从自身两次编撰“宋条”的体会出发,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认识;邓小南从中西方对宋朝历史的不同认识入手,重新探讨了宋朝历史,并阐述了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以及现在我们所应有的态度;张邦炜将宋朝放到整个历史的进程中,对其与前后朝代予以对比,进行了科学定位;胡昭曦从宋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宋朝的社会变革入手,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定位;何忠礼则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技成就等三方面专门对南宋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一致认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其在中国古代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康区"三魔女",还是"康区三度母"——近代康区妇女精英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叶康区三位著名妇女精英甘孜的孔萨?央金堪珠、德格的夏克? 泽旺志玛和瞻对的甲日?其美志玛在康区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之所以获得权力,是因为康区的传统习惯法以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法律都允许妇女在一个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名号和土司或头人的地位。为了获得和巩固政治地位,她们往往陷入多方势力的权力争斗中,这些势力包括其家族中的男性、来自其它家族的男性、地方军阀、中央政府,有时还有西藏地方政府。研究揭示了正是康区在夹缝中生存的各土司统治区域割裂、分权的性质为地方首领,特别是妇女领袖提供了较多的施展其政治才能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