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物临终语言看《史记》的悲剧美

在《史记》中司马迁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思考着天人共参的历史时势下人的本质悲剧,并以历史人物的临终语言作为中介,从悲剧主角、悲剧态度、悲剧效果、悲剧内涵、悲剧根源等不同角度成功地展示了《史记》特有的悲剧美,使它成为一部真正的中国人的悲剧力作。     

技术的利行文化观

技术是人具有的统一着目的、方法、手段与监控措施的利行文化,是人根据自己的科学认识、需要与价值目的,以利行思维为核心过程并结合、运用外部条件而自觉建构起来的。技术有统一性与多样性、稳定性与变异性、积极性与消极性、适应性与不适性、自觉性与盲目性、社会化与个性化、智能化与艺术化、善恶对立等八方面的特点。     

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

唐代中后期的中书门下体制历经晚唐、五代的演变,至宋代前期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其中五代是体制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正是在五代后唐时期,始于唐代中期的枢密院一职,从原先的掌文书通进发展成为最高军政机构,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形成“二府”。此后历晋、汉、周、宋,经过不断的调整发展,二府体制逐渐严密完备。枢密院地位的这一变化并非完全是唐代枢密院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更多的与后唐封内的中门使一职有关。     

从土族仪式歌看其民俗文化的特征及功能

本文以土族仪式歌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其所表现的民俗内涵及功能的分析 ,进一步对土族仪式歌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特征进行了解析。     

坚持不懈扎实努力发挥优势建设好部级科技查新站

为创建教育部科技查新站江南大学长期坚持不懈开展工作,学校领导重视,制定目标,狠抓落实;加大投入,加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培养人才、建立专家咨询队伍;完善规章制度和规范工作流程.文章对江南大学争创教育部科技查新站所具有的学科特色优势、行业龙头高校优势、新校区建设优势、查新实践经验优势和地域优势等五大优势进行了详细论述.     

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胡丘陵及其政治抒情诗

胡丘陵的作品被称为“后政治抒情诗”代表性文本,他的作品有着浓重的历史意识,其在历史的褶皱深处发掘人性的光辉,用全球化的视野和人性的光辉照亮读者的心灵;同时,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以及作品艺术性、政治性和抒情性的高度统一,使得他的作品既有历史的深度、现实的厚度和精神的广度,又在保持思想高度和作品纯度的基础上,最大可能地寓含了散发着诗性光辉的生命情怀、悲悯精神与世界意识。     

明遗民史著对明清易代死难女性的著录与模式化书写——以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为例

经历了明清鼎革的明朝遗民留下了丰富的关于明清易代的历史著述,在这些史著中,对死难女性的著录和书写成为引人注目的内容,高宇泰的《雪交亭正气录》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为专记明清更替之际死难人物的传记汇编,涉及死难女性的著录共六十二篇,所著录的死难女性在出身阶层、内容等方面特点鲜明,同时对死难女性的模式化书写表现的也尤为明显。这种著录和模式化的书写一方面是缘于作者著述目的的需要而有意为之,另一方面则归因于作者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     

祛魅与重塑——论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的历史书写

新世纪以来,在全国文坛历史题材的书写热潮中,西部边地的历史也成为作家书写和关注的重点。西部作家将具有无名性、个人化肌理的小写的历史,放置在具有共名特质的大写的历史长河中,让纵横捭阖的西部人物、家族历史的立体书写与绚烂多彩的西部文化、区域历史交相辉映。在对个人史、家族史、区域史等小历史的细致、生动和丰润的凸显中,西部历史小说拥有了一种波澜壮阔、深邃宏大的史诗性品格。西部作家多元化、多角度的历史书写,表达了他们重铸一个国家历史、民族历史的情感与愿景,传达出温暖的人性,体现正义与尊严的力量,让历史的光芒烛照现实,展现了文学的救赎功能。     

东苗、鸭子苗与东家人：贵州畲族的历史演变

贵州畲族在1996年被识别为现有民族身份之前被称为“东家人”,史称“东苗”。据史籍记载,东苗源自唐代的“东谢”,历史上的分布地主要为贵阳及其周边地区。明代以后,部分江西人进入黔地,逐渐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中,他们也因为擅长养鸭而被称作“鸭子苗”。从清中后期到民国初年,东苗的住居地渐向黔东南区转移,集中在福泉、麻江、凯里等地,且多与汉人杂居。其间他们与“鸭子苗”完成融合,被人称作“佟苗”。贵州畲族历史演变及来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充分印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事实。     

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时间最早、最长的国家,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