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话语下的历史审视——评莫言的《生死疲劳》

《生死疲劳》是莫言在艺术创作中向民间文化和民间资源的一次自觉的撤退和回归。小说通过章回体的运用,进行了一次整体的艺术突围。由此,民间的声音打破了历史的沉默,以往宏大叙事遮蔽之下的历史的另一面得以浮现出来。小说不仅展示了民间的生存状态,而且带来了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历史的"黑手高悬",一场场以历史的名义发动的无理性运动骚扰着人们,使得人们在与历史的较量中"生死疲劳"。这样,小说以轮回传说的书写形式,在消解现代性历史强力的同时,也表达出一种对生命的深切怜悯情怀。这或许就是莫言在《生死疲劳》中书写民间历史的真正情怀。     

准噶尔汗国灭亡后的佚名史籍与卫拉特人的历史记忆

本文通过解读准噶尔汗国灭亡后卫拉特蒙古佚名氏史家撰写的几篇托忒文史籍,探讨当时卫拉特人对汗国灭亡的反思及对清准战争的历史记忆.几位史家的文本反映了"四卫拉特"这一历史框架的稳定性,以及卫拉特人在政治认同方面的一些变化.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

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在历史观上的差异,对于研究《史记》、《汉书》乃至两汉历史有重要意义。以天人关系、封建正统史观、历史进化、经济观点为着眼点,并分析原因,力图找到学习两汉历史的门径。     

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史动态轨迹

千年以来,俄罗斯的社会发展经历了六次重要的社会转型,以国家定位、治理体制和社会结构三者的关系为主线通过梳理和对比分析,认为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表现在:第一,治理体制与社会结构之间一直存在着无法弥补的张力。因此其社会转型具有“突变”性。第二,社会发展道路上存在着“西化”与“东方化”的矛盾。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治理体制的“东方化”和现代化实现路径的“西化”矛盾,二是文化的“西化”与社会结构的“东方化”矛盾,因此其社会转型存在着“西化”与“东方化”摇摆不定性特征。第三,在国家定位上存在着帝国意识膨胀与自身实力欠缺的冲突。也就是通过国家资源的垄断而导致的形式上的强大缺乏社会后劲的支持,因此其社会转型存在着间断性与跳跃性共存的特征。     

“武陵民族区”命名的价值取向及其意义——《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巴文化研究的反思

武陵民族区概念的学术命名,是李绍明先生五十年西南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统一",运用历史方法的重要基础理论成果之一.重提《李绍明民族学文选》、解读"巴文化研究与地域文化"学理认识涉及到的历史方法学术关联.参考"武陵民族区"概念学术命名的价值取向,从武陵地域文化的民族学/人类学问题研究切入,可能寻找到创新问题原点;而"武陵民族区"作为一个特定的民族学/人类学概念学术命名的,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取向,对于打开新世纪巴文化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可能更有启发性.     

科学发展观对历史经验论的超越及其理论意义

在对以往社会发展进程的本质解读上,科学发展观并没有以社会发展太快为由,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解读为经验事实的简单链接,也没有以经验事实的横向联系之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为由,把上述这一历史进程的意义仅仅置放在空间层面上来加以定位,而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视角出发,深刻地解读了改革开放进程的内在本质。在规划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时,科学发展观也以深刻把握发展规律为基础,在方法论上与经验主义、机遇主义的观点区别了开来。     

《资本论》方法论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从哲学基础、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过程、科学抽象法与现象抽象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学说与辩护学说四个方面阐述了《资本论》方法论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不同;又从都注重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的结合和在制度分析方法上也有交叉阐述了两者的共同点。     

民间传说与文献记载的关联：以巫山神女传说为例

现有文献中有关巫山神女的记载较多,三峡地区也有不少关于神女传说的版本,只是其与文献记载的神女故事情节相差甚远。民众在创作民间传说时,会根据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伦理道德要求、自身的价值观、主流社会的需要以及文化传播等多种因素,完成传说情节的塑造。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社会发展及其历史本原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以宏大的历史尺度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成为他论述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总纲领.马克思通过劳动性质、财富尺度和自由时间这三个基本维度,不仅从"自由个性"、"自由劳动"与"自由时间"相统一的角度揭示了人和社会互动生成的社会历史机制,而且从"实体"与"主体"相统一的角度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本原.     

中国传统反腐败制度、文化构建与现代学习(英文)

传统上,中国就极为关注反腐败的制度设计和文化构建。在反腐败的制度设计上建立了比较严密的反腐败罪名体系,动态的预防、监督和惩戒体系,以及独具特色的监察体系和增薪养廉的配套体系。在文化构建上,宣扬“民本主义”思想,使之成为从权力源头遏制腐败的非制度性力量;推动“清廉”从政治道德向日常道德转变,使之成为传统中国反腐败的核心;重视行政的道德化,使之与传统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目标一致;重视清官文化和职业氛围的培育,将传统政治的理想和追求加以社会化。传统中国的反腐败经验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具有重大的学习价值和借鉴意义,全球视野中的反腐败斗争不应忽视传统中国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