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形式主义研究

俄国形式主义有两个基点:一是类比于语言学,从所谓“绝无争议的材料出发”,一是坚持诗学的艺术本质,于是对“词汇的艺术作品”的研究,乃成为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俄国形式主义所称理论诗学的研究是侧重在语音、韵律、词法、句法与词义这个方向上展开的;然而,即使在俄国形式主义共时态的理论诗学的范围中,也仍然有着历史观念的渗入。材料、程序、风格,这三个词大体构成了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一个最简括的基本的概念系统。俄国形式主义对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两点主张:一是用形式消灭内容,二是将内容归结为形式。     

解析《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婚"口承叙事原型

民间口承叙事作为一种在民间口耳相传的集体性创作作品,因其所具有的类型性,以及这种类型性中蕴涵的文化原型,为作家文学创作奠定叙事的基调。以《聊斋志异》中《张鸿渐》及其民俗俚曲版《富贵神仙》、《姊妹易嫁》为案例,分析它们所蕴涵的“异类婚”口承叙事原型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作家作品情节的复杂性与口承叙事原型交织融合的密切关系。     

效率与公平关系新论

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但争论有一个共同点,即把对效率与公平优先次序问题的认识绝对化和僵化。我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实际,始终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并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由实践可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应把对效率与公平优先次序问题的认识绝对化和僵化,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不断发展的眼光看待效率与公平关系。     

民族叙事中的智性民族主义立场--李伯元《文明小史》论

《文明小史》文本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以并连和勾连的方式连缀故事(组),其叙事时空操作表现为同一背景时间中的空间位移,体现出社会全景式小说建构的艺术企图,具有民族叙事特质。小说官、民、洋人的人物结构隐含文明与落后对峙、交杂的叙述意义,表达着李伯元对近代中国社会情状与走势的主体认知和整体概括。李氏叙述显示其对本土与外洋关系的某种智性辨析和判断,体现出一种智性民族主义立场,属于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谱系。     

论中国封建社会农业产权的权能结构

中国封建社会农业产权的性质是稳定的,具体表现形态和实现机制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化。其权能结构大致可以从取得方式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状态等动、静两个方面考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它的延续和变迁确实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具有多重意义。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

波普尔认为,以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决定论把“是”与“应当”混在一起,是事实与价值一元论,在理论方法上是错误的。波普尔本人主张事实与价值的二元论,认为无论历史还是外在自然都不能替我们决定什么、选择什么,道德决定不可能从社会事实或对这些事实的描述中推导出来,而是源于我们的自由选择。对“休谟问题”中的“事实”与“应当”,马克思持一元论和二元论的辩证观点,由此坚持了历史决定论中的辩证法。     

外来音乐推动本土音乐繁荣发展的历史条件分析

比较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东西方音乐文化的首次碰撞,可看出当时中国处在落后挨打、中国人民不能主宰自身命运的历史条件下一种被动的历史选择。而新时期的这场中西方音乐文化的再次撞击,是在中国人民充分掌握了自身的命运、清醒地认识到对外开放是中华崛起、祖国富强的必然需要的条件下一种主动的历史选择。新时期的中国音乐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参与世界音乐的创造。     

历史三分法与中国历史哲学

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视阈入手,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对“历史”有一种三分法,即史事、史文、史义,其中史义即是中国的历史哲学。同时,史义包含有“历史之大义”与“吾心之精义”两部分内容。史义与西方历史哲学存在着一些重大差异。     

历史真理论

对应于历史认识的三种形式,历史真理有三种,它们都有广义的符合特性,都由广义实践检验:事实性真理是认识结果与客观事实相符合,它以经验事实为标准,由客观实践检验;理论性真理是认识结果与逻辑体系相符合,它以逻辑体系为标准,由理论实践检验;价值性真理认识结果与主体的实际价值取向符合,它以主体价值取向为标准,由思想实践检验。     

近现代历史小说转型概述

中国传统历史小说家自觉地附庸于传统史学家 ,以文学作品重述历史著作。这一历史小说的传统在近代开始动摇。近代历史小说悄悄地走进了小说的转型阶段 ,趋向着小说艺术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 ,而李人的创作尤以突出的艺术成就突破了传统的束缚 ,为历史小说创作带来了新的风貌 ,为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艺术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