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报载小说叙事“新闻性”探究

清末,伴随报业的兴起,报载小说风起云涌。受报刊这种新媒介的制约与影响,小说叙事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这种新变主要表现为,报载小说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报纸的新闻特性,诸如小说叙事的时效性与纪实性、政论倾向、新异趣尚、地域意识等,因而与古代小说相比,报载小说呈现了一种崭新的时代艺术风貌。     

古都三山五园的历史文脉和文化价值

北京西北郊区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上统治者在这一地区营造的园林,成为清朝大规模建造皇家园林的天然基础。以康熙帝建造畅春园开始,雍正、乾隆和嘉庆又先后营建了圆明园、颐和园、静明园和静宜园。从三山五园建造风格和特色看,它是中国园林文化的逻辑发展的结果。圆明园、颐和园和避暑山庄三大园林各具特色。从三山五园的实物表象及其内涵中,分析其中凝聚的文化传承和文化价值。      

基于历史排放参照的碳配额分配机制研究

将行业内企业按单位产品碳排放水平分为高排企业和低排企业两类,并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引入行业内部,构建基于双寡头竞争市场的碳配额分配策略。通过建立基于分配策略的古诺模型,研究减排目标、分配策略和单位产品碳排放水平对企业的利润差、产量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减排策略对单位产品碳排放水平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当行业中的企业存在单位产品碳排放水平差异时,对低排企业宽松的碳配额分配策略具有更强的减排激励效用,利于企业主动实施低碳技术改造;阶段式递进减排机制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行业内应用,企业低碳技术改造的激励效用以及减排政策的稳步推进有积极的作用;同时研究表明准确核实企业单位产品碳排放水平的重要性。     

司马迁祠现存碑石与价值探讨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人们为纪念司马迁,特地在陕西省韩城建造了一座祠庙,名为＂汉太史司马祠＂。祠内现存古今碑石一百余通,内容涉及司马迁的人品与人格、司马迁祠墓的历史变迁、修缮祭祀活动、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评价,以及《史记》相关篇章中的名言警句等,是研究司马迁、《史记》、司马迁祠庙的珍贵财富,价值甚大。     

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

我国是一个花卉文化极其繁荣灿烂的国度,无论是园艺种植、花事观赏,还是文学、艺术创作都极为丰富繁盛。我国花卉文化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的始发期、秦汉至盛唐的渐盛期和中唐以来的繁盛期。从审美认识水平着眼,我们将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为“物质实用时代”、“花色审美时代”和“文化象征时代”,三个阶段间呈不断累积演进之势。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有着我国自然条件、社会文化广泛的历史基础。我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丰富,给花卉园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我国发达的农耕文明对花卉园艺生产促进良多。我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构成了花卉文化创造的主力,无论是外延的拓展,还是内涵的提升,都主要得力于他们的奉献,也主要体现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文化理想。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崇尚自然的文化观念对花卉观赏的影响从来都是正面、积极的,历史上从未出现其他民族那种基于特定教义对花卉使用的严格限制,西方中世纪普遍禁止那样的现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决定了我国花卉文化的民族风格。我国观赏花卉以我国原产的木本和经济应用品种为主,形成了独特的名花、名树体系。我国人民比较重视自然生长、园艺种植的植物生姿,特别欣赏植物的生机天趣,西方社会那种花环、花冠等采结献赠为礼的方式在我国并不多见。在花卉象征上,我国士大夫阶层最终形成了“比德”、“写意”传统,即通过花卉形象寄托人的道德品格和高雅情趣,体现了我国崇尚伦理道德的文化精神,与西方花卉象征多具宗教意义颇有异致。我国花卉象征中的吉祥寓意,体现着我国民众独特的幸福观,有着鲜明的民间、民俗色彩,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系统“花语”。     

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土司遗址——以永顺老司城为对象

对历史遗址研究,历史人类学具有独特长处的方法;老司城土司故都遗址是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典型样本;它体现了多民族国家政治制度创新的历史过程;是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历史样板,具有历史遗址研究的重要意义。     

美国儿童电视规制的历史演变探析

美国儿童电视规制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80年来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建构规制、放松规制、重构规制三个特征显著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演变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和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主义相互较量的产物,是美国不完整的政府和不完整的市场相互博弈的产物,是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相互角力的产物。美国儿童电视规制中的很多制度设计和价值取向看上去很美,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并不尽如人意。历史地看,如果美国电视的商业体制没有改变,那么其儿童电视节目中的各类低俗和商业内容就不会得到彻底的改善。就此而言,美国儿童电视规制的使命依然任重而道远。     

从历史转向的视角看科学理论选择的合理性——评库恩与拉卡托斯的理论选择标准

文章首先由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以及拉卡托斯对此的反应,以此为切入点论述库恩与拉卡托斯对理论选择的合理性问题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两者关于理论选择的元方法论标准,最后得出结论,拉卡托斯的理论虽然仍存在纰漏,但捍卫了科学的合理性与规范性,相比较于库恩,是一种进步。      

六十年回眸：新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历史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民道德建设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前的初步探索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末的复兴与推进阶段、新世纪以来的完善与创新阶段.我国在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总结这些得失,把握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于当前进一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历史记忆与人类学研究

当今中国的人类学者更多的是应用历史记忆于研究对象中,但是,对于历史记忆究竟在人类学的哪些方面产生可值得探讨的影响则缺乏更多的理论研究。本文认为,历史记忆有利于人类学理解历史的真实,有利于加深对人类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