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论战的先声——《新生命》杂志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探讨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生命》杂志作者群体围绕着中国社会结构进行过一场讨论,可以视之为其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先导。这次讨论最大的特点,是关注中国社会及其社会史的特殊性,而不是共同性;所用的方法是社会学的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在探讨中国社会结构问题时,《新生命》杂志是一份既非反对唯物史观,也不是完全意义上坚持唯物史观的刊物。     

共青团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百年历程及基本经验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紧跟党的步伐,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走过了百年辉煌历程。百年来,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将党领导团正确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坚持改革,不断增强团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能力;教育引导青年,重视青年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建设中,共青团要不断突出政治性,增强先进性,保持群众性,巩固、夯实、筑牢其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领导基础、政治基础和青年群众基础。     

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现状问题与实践路向

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是通过国家、社会、乡村等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对乡村社会动态调控和管理的过程,具有参与主体多元、管理方式民主、运行过程公开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乡村治理共经历了四个各具特色的阶段。新时代的新阶段,这一地区在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轨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可提出若干相应的对策建议。这对在新阶段推进该地区乃至全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都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理论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以斗争为生命要素的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运思中,马克思确证了社会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天下最权威的东西”和“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同时还回应了工业革命和资本逻辑背景之下反对旧的社会关系和联合的革命行动何以可能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致思理路中,他先后聚焦物质利益、异化劳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分别阐发了他的社会革命思想。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是与众不同的,它既是革命理念与革命行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经济革命与人类解放、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相统一的总体性革命,又是历史地回应时代之问的人民革命。在新时代,我们必须高扬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和精神,在理论上肃清消解、否弃、拒斥革命的误识,在实践中继续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     

太湖黄颡鱼生物学和渔业的初步分析

分析了太湖黄颡鱼（Peteobagrusfulvidraco）的一般生物学特性,包括种内性状变异、年龄与生长、食性、繁殖等,并对黄颡鱼在太湖渔业开发中的作用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黄颡鱼对太湖经济鱼类危害不大,而且有抑制野杂鱼过量繁殖的作用,因此认为在太湖现有的生态条件下,黄颡鱼应作为优质鱼类加以保护。     

对学习历史事件法的一种改进

依据组织学习理论,对学习历史事件法进行了改进。由于企业的经验知识不完全等同于隐性知识,学习历史事件法同样不能直接应用于隐性知识的转化,为此,提出了适合隐性知识转化的改进型学习历史事件法。改进充分考虑了隐性知识的特征,并专门对隐性知识和经验知识进行了区分。同时,改进的学习历史事件法充分考虑了企业应用的可操作性,保留了量表的形式。最后,将该方法应用于MIS项目开发中,对新改进的量表进行了定量解析。     

马栏革命根据地党的干部教育研究

马栏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式的不断壮大,为党员干部的工作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党组织通过建立干部教育培训制度、推进师范学校教育、举办干部培训班等途径,对干部开展了有效的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培养了一支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形成了红色“马栏精神”,也为全国红色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优良的干部队伍。     

城镇化背景下大遗址管理体制的突破与困境

对大遗址管理而言,我国正稳步推进的城镇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为回应这些机遇或挑战,“十一五”前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寻求大遗址管理体制中管理架构和机构的部分突破。这些突破对大遗址保护已经或正在产生积极影响,但也面临着政策不具普适性、无法根除原管理框架痼疾等困境。促成大遗址保护需求与规划的衔接、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大遗址管理,是突破困境的重要手段。     

The Chinese Road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

The Chinese road has deep historical roots. Its most striking feature is that it is marked by historical continuity rather than rupture, and the main force behind this continuity is its intrinsic dynamism and vitality. Unlike the paradigm of Eurocentrism or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the comparative analytical paradigm discovers China through long-term comparisons with corresponding countries in the same time and space in an effort to find positive elem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oad and to refute the long prevalent theory of Chinese stagnation. Seen over the course of world history, the impetus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s most brilliant agrarian civilization was endogenous. This impetus was not a momentary “explosive force” but a sustainable institutional drive whose main constituents were the independent farming household, endogenous government capacity and adaptive national governance. In addition to the main theme of “permanent change,” Chinese development had a secondary theme of “cyclical change” which cannot be ignored. The roots of Chinese development are buried deep in the genes of this agrarian nation in the form of sticky institutions, bureaucratic inertia, arbitrary power, etc. Historical continuity provided a foundation for China’s creative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modern times, ultimately laying down a socialist developmen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this remains an unfinished relay process.     

A Quantitative Estimate of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Public Ownership in China and Trends in Its Development

以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营性资产价值量作为衡量主次地位的边界标准，估算第一产业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资产规模及其比重变化，并在前人估算的基础上，延伸估算第二和第三产业两种所有制的资产规模及其比重变化。结果发现：截至2012年，中国三次产业经营性总资产约为487．53万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的资产规模是258．39万亿元，占53％；第二、三产业非公有制经济占增加值和就业规模的比重分别为67．59％和75．20％。这表明，公有制资产仍占主体，非公有制经济贡献占优，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满活力，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改革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