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Memoriam: Emeritus Professor Henry Oliver Lancaster, AO FAA 1 February 1913 – 2 December 2001

The death, in Sydney, of Oliver Lancaster marks the end of an era in the histories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Australia, which (in its previous existence as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New South Wales) he helped found in 1947, and of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Statistics of which he was founding editor (1959–1971). Oliver Lancaster was Foundation Professor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1959–1978), where he spent his life as student and academic. During his academic career, he achieved scholarly distinction in at least four fields: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statistics,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of statistics, and statistical bibliography. With E.J.G. Pitman (1897–1993), M.H. Belz (1897–1975), E.A. Cornish (1909–1973) and P.A.P. Moran (1917–1988) he was part of a cohort of renowned Australian mathematical statisticians who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glory days of Australian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is obituary and tribute focuses on some of these aspects, within a broader historical picture.     

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及其蕴含的社会意义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的时代。在教育向近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女子教育开始了缓慢的发展,但是,存在的现实是：女子文盲率居高不下,成为当时迫切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其所带来的社会意义是十分深远的,严重阻碍了个人及其整个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型．文盲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     

"中国哲学史"的歧义与中国哲学的未来

中国哲学史的未来建设要处理如下一些问题: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中国概念中包含的古今中西以及文化、地理和阶级性的关系;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当代史和本来的历史的关系等问题。     

《汉学师承记》的学术史价值

清代乾嘉时期学术考证名家辈出,成果丰硕,治学方法迥异于前代。江藩《汉学师承记》的著成,客观上正符合对此进行适时总结之需要。本书第一次将乾嘉考证学作为学术史的重要的发展作了总结性的考察,梳理出其演进的脉络,评价其意义,此一总结性研究从整个清代而言未有出其右者。此书又一成功之处,是不停留在论述学者的生平行事和著述的主要内容等项,并且着力摹写他们的治学特色和精神风貌。     

社会史论战的先声——《新生命》杂志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探讨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生命》杂志作者群体围绕着中国社会结构进行过一场讨论,可以视之为其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先导。这次讨论最大的特点,是关注中国社会及其社会史的特殊性,而不是共同性;所用的方法是社会学的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在探讨中国社会结构问题时,《新生命》杂志是一份既非反对唯物史观,也不是完全意义上坚持唯物史观的刊物。     

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     

丝绸之路艺术史纲(上)

丝绸之路艺术以多样的形态、丰赡的成果及相互交融的复杂关系,构成了迄今为止涵盖面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人类艺术现象,具有建构丝绸之路艺术史的基础和依据。丝绸之路艺术史的建构,或许会触动世界艺术史的重写,将可能影响世界艺术史观,反思并重建世界艺术史的逻辑。在丝绸之路艺术史的建构中,分期断代是绕不开的课题,也是必须克服的难题。笔者尝试从长时期历史特征和阶段性特点着眼,将丝绸之路艺术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七个阶段。文章首先探讨了丝绸之路艺术史撰写的基本问题,继而探赜丝绸之路艺术史第一时期,即丝绸之路艺术史前史,对丝绸之路艺术溯源。     

从生成史略论《水浒传》的主题

本文从《水浒传》生成史的角度,将《水浒传》的成书和作品主题的嬗变联系起来,论证梁山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出现的传奇色彩和归正倾向。它是封建社会全社会被压迫者与有志之士的反抗与追求的“交响曲”,是对封建社会后期现实的一种“全景式的综合反映”。     

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

郭沫若承认自己在翻译米海里司著作中受到影响,还明言在研究中国古史上受益于王国维。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是中国本土金石学的遗产。郭沫若受自米海里司的影响主要是观念性的,而来自王国维的影响则是具体的甲骨金石释文和技术方法。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或者说郭沫若研究中国古史的路数是中西学术共同影响的结果。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