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新课标理念下的英语阅读教学

阅读理解是考查中学生英语阅读理解能力的一种重要题型。本文把新教材中阅读策略指导、文化背景知识介绍和高考阅读解题技巧相结合,旨在提高学生阅读兴趣,拓宽阅读视野,促进阅读能力和品位的提高。     

林译小说：接受美学视角的解读与启示

接受美学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译文读者接受之维。从接受美学来看,林译小说在晚清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林纾古雅的文笔、合宜的翻译选材及其中国语境化的翻译方法,这使得译文不仅迎合了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且提升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林纾翻译的成功也给当代翻译实践提供了借鉴：译者在翻译时,要站在译文读者的角度来考虑译文的＂可接受性＂和译文的＂异质性＂,要根据读者期待视野与原文文本之间的审美距离来选择翻译策略。     

对"天人合一"观之现代意义的辩证反思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关于其历史内涵和价值意蕴学界已作了很多富有成果的研究与探讨,但在对于"天人合一"现之现代意义的思考中,形成了两种相互对峙的观点,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观点恐怕都难免失之偏颇,并认为我们的理论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这一问题的一般性肯定或一般性否定的层面,而是应当以辩证的态度,通过"以现代批判传统"和"以传统批判现代"的双向互动,对"天人合一"观的得失优缺作出具体而深入的理论甄别与分析,从"天人舍一"观所蕴含的生态伦理价值、社会道德价值、人生境界价值与和合思维方式价值等四个方面入手,探寻其对当代人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三大关系问题以及现代思维方式转换的启迪.     

论"文本"解读与当代审视的内在融通

对“教科书哲学体系”的学理质疑与马克思哲学“文本”解读的深入展开,使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具有不同于宏大叙事的考据理路,但这种考据遭遇当代视界的挑战,即“经院哲学”式的研究缺乏当代审视的现实目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争议随之而来。本文认为,这种争议集中反映的问题恰恰印证马克思哲学并非冬烘遗老的“子曰诗云”,而是“改变世界”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公祭:人类学的解读

在人类学看来,公祭具有多元性、地方性、族群性、社会性和政冶性等特点.公祭的多元性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表达,公祭的地方性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凸现,公祭的族群性是族群认同的一个边界,公祭的社会性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手段,公祭的政治性是一种文化权力的控制.因此,不可轻易否定公祭.但举行公祭必须慎之又慎,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地举行,制定公祭的法律法规,严格公祭审批,使公祭能在法制的规范下进行,既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又能够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道生革命"的"期待视界"

竺道生是中国佛教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他所阐发的一系列佛性理论具有革命性的开创意义,对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竺道生佛性思想与魏晋玄学、儒家传统的心性学说以及大乘般若学的比较研究,力图从思想史的角度追溯"道生革命"的历史动因,揭示其深度思想文化背景,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佛教融通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内涵和复合型文化品格的理解.     

浅析读者反应批评视域下的《洛丽塔》

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应该不断召唤读者的期待,同时又重构着读者的期待,这是读者反应批评的原则;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之所以自发表以来一直吸引着众多的读者去阅读它,研究它,几十年过去了,艺术魅力始终不减,便是作家深谙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的主旨。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路径探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渐趋成熟,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在文化层面尤其是文艺理论方面仍遭遇不少困难和挑战。因此,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仍有必要重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这并不是对此前中国化路径的否定和颠覆,而是基于新世纪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面临的新形势,作出的一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必须首先倡导回归马克思原初视野,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并结合中国现实国情和执政党的时代命题,着眼于社会实践和文化精神两个层面与实际相结合。在当前语境中探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路径问题,就是要突破既有的理论框架和教材格局,根据党的文化创新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来思考、重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新焕发与时代相契合的生机与活力。     

伽达默尔真理观及其理论资源

伽达默尔的真理观是对认识论真理观的反动,是在古希腊、认识论和存在论真理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真理观承认个人视域是真理的基础,公共视域是真理观的追求方向.前期将真理同人类意识结合起来,后期则从存在的等级中寻找真理.     

《文学台湾》：寻找“遗失”的记忆

《文学台湾》从“文学叙事”和“理论想象”两方面描述了台湾文学的基本概貌、发展轨迹,填补了台湾文学研究的某些空白,还通过塑造“文学台湾”的形象对台湾问题进行文学审视。为此,作者打造了一个由还原的记忆世界、感性的理解世界和理论的想象世界构成的“三重世界”。它们在从知觉形象、感性形象和“抽象形式”上丰富着“文学台湾”形象内涵的同时,也使得《文学台湾》对台湾问题的文学审视具有文艺学、社会学的意义和思想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