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住宅过滤理论对广州城市廉租房建设模式的思考

受到政府资金供给不足影响,广州廉租房建设出现了政策覆盖面窄、廉租社区配套不足等问题。由住宅过滤理论对城市住房保障问题的启示,笔者认为广州不应再采用规模兴建新住宅的方式,而应该引导、促进市场的住房过滤,将市场过滤出的低质量住宅作为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廉租住宅的主要渠道。     

住宅非市场化供给、房价波动与经济波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面板协整技术,利用1999—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住宅非市场化供给、住房价格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住宅非市场化供给和住房价格波动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住宅非市场化供给的增加,能够平抑商品房价格的上涨幅度;住房价格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住宅非市场化供给的变化能够通过住宅价格的变化,最终会作用于经济增长,进而影响经济波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房地产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对住宅非市场化供给、住房价格波动与经济波动三者之间的区域关系造成显著影响。     

A reverse form of welfarism: some reflections on Australian housing policy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we have been amiss in diagnosing the role played by government, which has exacerbated the housing problems afflicting low‐income households in Australia. However, I argue further we have placed too much faith in the capacity of managerial interventions to ameliorate what are far more deep‐rooted and systemic challenges. It is suggested that researchers need to adopt a more critical account of the conduct of contemporary government policy making, one that casts aside a view of the State as a benevolent agency whose primary objective is to ameliorate the conditions of the disadvantaged. Instead, the State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n agency that sustains the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the finance industry, developers and real estate agents, along with well‐off householders and landlords, to reap profi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stralian housing, in its current incarnation, performs a form of reverse welfarism that exacerbates social inequality.     

农民工农村住房过剩与城市住房不足矛盾研究

农民工农村住房过剩与城市住房不足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显著矛盾。调查显示农民工家庭的农村住房45%处于浪费状态,但他们在城市的居住面积人均却只有4平方米。从农村来说,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回乡预期,建房潮留下的后遗症,农民工投资保值需求,农村宅基地政策的束缚等原因导致了农村住房过剩;从城市来说,商品房价格远远超过农民工的承受能力,低端房地产市场供给之路不畅,政府公益性住房因数量有限无法惠及农民工导致了农民工城市住房短缺。在对农民工住房理论性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用市场与政府干预两条解决思路,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     

公租房融资模式比较——以重庆为例

为解决公租房的融资难题,介绍几种可行的融资模式。在分析几种融资模式优劣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和主成分分析模型对几种融资模式的综合融资效率进行对比分析,并得出结论:在公租房建设的资金供给问题上,民资融资渠道的效率显著高于政府融资渠道,且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比其它传统民间资本融资渠道更高效。所以应引入像REITS这样的新型融资模式,并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公租房建设的渠道。     

博弈视角下的房价调控分析

目前,国家正在积极对房价进行调控,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但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双方调控收益方面的差异,使得调控政策执行还未完全发挥其最大效果。通过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在不同信息条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对房价政策的博弈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规制的成本过高,是我国高房价难以制止的原因;通过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同时加强制度约束等方式可以降低规制成本;通过减少中央政府调控成本、合理建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等途径,可以改善我国现有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     

论个人自主性养老保障模式的创新 ---基于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思考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养老保障问题越发突出,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面临着巨大压力。由于基本养老保险只是提供基本层次的保障,如果有更高的保障需求就得依靠其他补充性质的养老保障制度。据此,本文提出个人自主性养老保障概念,并以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为研究对象,分析我国发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必要性,并细致剖析其发展障碍,最后提出构建我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制度的政策建议。     

日、韩公共住宅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为低收入阶层供给公共住宅是政府的职责。公共住宅制度包括供给租赁住宅、供给出售住宅以及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本文通过分析日本和韩国的公共住宅制度,指出,日、韩两国以政府为主导,设立了专门的住宅管理机构和租赁住宅供应制度等特点,在实施过程中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中国正处于房价快速上涨阶段,建立完善的公共住宅制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制度创新——以“联众模式”为例

在现有制度约束下,＂联众模式＂是一种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诱致性制度创新,它推进了农村土地资源、社会资源、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满足了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实现了有关利益相关方的双赢。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创新是诱致性制度创新结果,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最终需走复合式制度变迁路径。     

过度通勤的识别及其影响因素:以深圳为例

城市劳动力市场与住房市场的不完全市场特性,使得劳动力很难进行最优的居住与就业选择,进而导致城市通勤成本的增加,过度通勤是城市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文章利用深圳市住房调查问卷的相关信息,对过度通勤进行识别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过度通勤的大小在10%～20%之间;过度通勤的影响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从事的行业类型以及住房所有权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