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私法中的国家主权观--由国家利益本位向国际社会利益趋向的转化

主权原则是国际私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国际私法中长期以来都存在国家利益优先的倾向,但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传统国际私法中的主权观已越来越不适应国际民商事交往蓬勃发展的现实。全球化带来的是全球法律文明的趋同化,由此伴随着全球共同利益的产生。国际私法作为处理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的法律部门,必须对这种国际社会利益做出反应,把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作为追求正义价值的基本向度。     

知情权、新闻自由及立法

知情权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已成为广泛的共识,而新闻自由是实现知情权的重要途径。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知情权的规定存在相当大的空白,而新闻自由也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立法上的缺陷直接影响并决定了政府监督缺位、人权保护不力等现象。我国当前应借鉴发达国家在知情权方面的立法,从而更好地保护新闻报道的自由权。     

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居民利益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区民族利益不断演变,有其内外部因素,特别是对国家政策转变,即从“直接利益”分配到“利益机会”分配的转变中,对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居民利益的影响。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的多民族化进程也在加快,城市里的民族成份和少数民族人口的不断增多,各城市社区传统的族群团体被频繁流动的人口冲击,打破了原来的人际交往圈,尤其是打破了原有的民族社区,这个过程涉及到各民族成员切身利益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好坏。具体到民族地区城市社区的少数民族居民的利益演变研究,这是一个更加微观层面上的问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不全面性及其克服

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是那种已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和高度文明的基础的社会阶段,还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阶段,人的发展仍然具有不全面性。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发展文化教育,加强道德建设,是克服和消除人的发展不全面性的有效途径。     

场域论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建设

场域论社区发展理论认为,社区的本质是社会互动,社区是地域性社会内不同利益群体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而整合起来的社会互动场域,社区发展的本质就是地域社会内居民的自组织能力的发展。该理论对发展我国社区建设理论具有建设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实践路径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民族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发展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可实现的行动空间及空间生产基础,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即各民族交往的物质空间生产是基于共同利益与互惠发展的经济交往、各民族交流的符号空间生产是注重共有价值和情感寄托的文化交流、各民族交融的精神空间生产是强调生活互嵌和共生体验的精神交融。基于此,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应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交往,构建以平衡互惠为原则的多民族经济圈;促进民族乡土文化交流,发展以情感共鸣为重心的乡村文化中心;深化各族群众生活交融,规划以结构互嵌为内核的社区公共空间。通过上述路径,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     

虚拟社区中的城市：城市微博超话的可沟通性——以重庆微博超话社区为例

当前,城市微博超话研究往往聚焦于趣缘社群,可沟通性价值却被忽略。以重庆微博超话社区为研究对象,抽取400个微博样本,探究城市微博超话蕴含的可沟通城市的潜能和如何运用微博超话机制体现城市传播的三重维度,结果显示：基于信息网络,城市微博超话提供了城市居民寻求社会支持和交往的平台,守城人和城市观察者穿梭在其中;基于地理网络,具身实践书写空间体验,区县印象勾勒立体城市;基于意义网络,城市符号凝聚为城市共同体,城市居民有着“我是本地人”的城市认同。作为虚拟社区中的城市,城市微博超话具有极强的城市属性,体现了可沟通城市“多元融合、时空平衡、虚实互嵌、内外贯通”的内涵。     

个体身份与生命意义：肺癌网络社区的疾病叙事

文章通过对国内"医享网"癌症社区"肺癌圈"中33篇精华帖的叙事分析,探究其中生命故事的主体对自我身份的建构路径及其对生命价值的意义探寻,并尝试性地提出一些反思。研究发现,在自述和他述生命故事中,叙事者在信息寻求过程中改善自我印象,并运用"写作疗法""阅读疗法"和叙事隐喻理解疾病,帮助患者重塑自身角色。通过社群互动,患者形塑了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并形成了集体层面的生命价值观。从本研究的结论看,疾病叙事是癌症网络社区患者建构个体身份、形成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叙事或可成为未来增进社会对癌症乃至其他疾病的理解、推进治疗与康复的可行之路。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从人域契约到自然契约：生态损害赔偿法理要义之证成与功能拓展

生态损害赔偿作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救济性制度之一,其规范的目的、动机、价值、架构等诸构件决定着生境主体及其权利何以成立的基础性承载和充足性解释。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从人域契约的“人域法”层面确立了“生境”的独特价值、独立的存在权和独立的法律人格;从自然契约的“人际法”层面打破了“人域法”理论的封闭体系,将伦理价值植入环境法律规则之中,摆脱了传统“人域法”对非政治化和非伦理化的唯理主义形式的追求和表达,复兴了中华法系“法律应当伦理化而非工具化”的灵魂与传统,确立了法益保护从“人域优先”向“人际优先”法律价值的转换,丰富了环境法理学的秩序观念和学理原则,拓展了传统人域法“主体中心主义”规则体系的界限与边界,为开启我国环境法从“主体模式保护”向“关系模式保护”生态法律观的变革与价值功能的转换提供了超越性的实践尝试与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