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中的宏观调控

由于计划调节和市场经济调节各自存在的弊端,无法真正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力资源配置的弊端;从现实的角度分析了市场在配置人力资源中的局限性。论述了加强宏观调控在我国市场化人力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差异的比较研究

在简要评述我国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现状的基础上,采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生产函数的扩展模型对东西部1980～2002年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差异进行实证分析,比较东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差异,结论部分提出的相关建议旨在缩小地区人力资本差异,提高整体人力资本,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延长退休年龄影响人力资本的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考察二元劳动力市场和两种就业形式从而确定延长退休的作用对象,继而探索性地构建延长退休影响人力资本的传导机制。以影响人力资本存量的相关因素为媒介,延长退休分别对人力资本数量和人力资本质量产生作用,其对人力资本质量的影响又从个体、结构、资源配置效率、经济社会公平以及相关制度机制等方面表现出来。延长退休年龄的实施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应统筹兼顾,实现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以1990～2008年我国29个省域面板数据为对象,采用分位数计量回归模型重点考察省际区域自然资源的能源开发和人力资本分布的异质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协整检验能源开发与异质性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只有经济增长低分位点处的地区(如山西、黑龙江、四川、云南、贵州、青海等)发展才对自然资源有一定的依赖,其他地区并未受到资源开发显著地影响;尽管人力资本总量的提升对经济发展有明显推动作用,但不同类型的教育对经济增长各分位点处的影响各异;资源开发短期内对较高教育层次(高中、大专及以上)的人力资本有挤出效应,但长期来看最终将会促进人力资本的提高。     

陕西省不同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利用陕西省1995～2008年的相关数据,论证出陕西省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638和0.367,陕西省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物质资本的投入而拉动的。进一步研究人力资本不同投资方式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其中在职培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卫生保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而教育投资和劳动力迁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提出合理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建议,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     

生存的尊严--评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索尔仁尼琴的创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作家在这部作品中以高超的浓缩时空的技巧,描写了普通犯人伊万·杰尼索维奇在劳改营里度过的一天,展现了主人公在逆境中对生命的尊重及其对不公正的抗争,张扬了人性尊严,提示了人生的真谛.小说表达了作家对人生的深沉思考与道德探索.     

海峡西岸经济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研究

＂十一五＂时期是福建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关键时期。要提高广大农民抗贫穷能力,走上增收致富之路,最根本的就是要加大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运用社会分层、人力资本等相关理论,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逻辑推理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是制约农民素质提升的关键。在该观点的基础上,以海峡西岸经济区为例,从教育投资、培训投资、健康投资、迁移投资四个方面,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推动城乡和谐发展的政策建议。     

反传统:自由意志的高峰体验--论鲁迅反传统的生命意识

"反传统"是鲁迅自由意志的高峰体验。鲁迅在本质上是一个生命思想家,以生命主义去阐释鲁迅的反传统,既符合鲁迅思想发展的基本逻辑,也符合生命主义文化的理论实际。鲁迅反传统的关键在于发现"仁义道德"吃人"。"吃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单纯的理性判断,而是一个充满着自我生命体验的意象,是少年鲁迅"吃人情结"的升华。它既揭示了人的存在悲剧,又高扬着"反抗绝望"的自由意志。     

教师职业忠诚与学校人本管理

稳定的教师职业忠诚是一种宝贵的教育资源,爱岗敬业是教师职业忠诚最显著的特征。然而,当前教师职业忠 诚度在教师队伍中整体上呈衰减态势,有的教师甚至发生职业疏离与异动,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学校管理缺乏对教师的人 文关怀也是其重要的一种原因。领导者确立新的教师观与教师管理观;无私地放弃自己某些特殊权利;智慧地践行多种人本 化管理措施,是学校管理提升教师职业忠诚的应有之举。     

职业流动的途径及其相关因素对上海市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

“职业流动”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对于这一现象,经济学家往往站在“理性人”的角度上,把劳动者解释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霍夫曼,1989:20),流动与否、采用何种途径流动以及相应的结果都是其理性决策的过程。在他们看来,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如果不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职位空缺需要有人去填补(White, 1970; Tuma & Hannan, 1984),就是因为劳动者预计流动后的收益大于不流动的收益(陆铭,2002:135 137)。但在社会学家看来,这些解释显然不够充分,因为他们发现职业流动中劳动者的行为往往混杂着对非经济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