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罚个别化原则的根基和属性——一种多视角的分析与考察

近年我国刑法学界,刑罚个别化原则正日益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刑罚个别化原则有其内在的合理根基它在方法论基础上得益于近代犯罪学对刑法学的推动;在伦理内涵方面体现了人性关怀;在价值追求中实现了公正圆满.刑罚个别化原则不仅仅是一个量刑原则或刑法原则,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刑事政策原则.     

人学探要

人学是关于人的存在、本质及其产生、运动、发展、变化规律的新兴科学。人学首先以人自身为研究对象,并将人纳入自然界和宇宙之中予以通观。人是肉体和精神的物质辩证统一体,精神的实质也是物质。人与自然界物质存在形态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与宇宙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存在于为他人、为社会、为人类做出的贡献之中。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时空观和发展观的确立,将会使人走上真正彻底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当代景观设计的内涵及外延深化研究

景观设计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是溶城市与生态环境规划、改造、保护和恢复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在我国的历史很短,但却发展迅速,为推动我国社会的文明化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但是,也凸现了一些内涵定位和外延的科学性与现实性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的审美意识和价值取向,也关系到国家基本建设资金使用的最优统筹化。     

恩格斯对“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形成的独特贡献

“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共产党宣言》中的重要思想。恩格斯对这一思想的形成有着独特性的贡献。依据经典文本,恩格斯的独特性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四方面:从社会秩序出发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无序性事实,阐明构建“自由人联合体”之必要性;从利益出发论证共产主义社会所应遵循的共同利益原则,阐明“自由人联合体”之优越性;从人性与自由关系出发阐述资产阶级社会中人性丧失的状况,阐明“自由人联合体”之价值性;从社会实践出发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阐明“自由人联合体”之革命性。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社会共生秩序的构建与更新

针对城乡地域共生状态发生的蜕变与更迭,通过对共生理念概念的解析,研究新时代社会共生秩序的构建策略。研究认为,共生秩序构建中存在社会认同有待加强、价值动力有待提升、公共供给阶层性差异矛盾需要缓解等挑战; 构建和创新共生秩序,需要保持人情秩序、法治秩序的现代化适应与更新,推动人情秩序向制度规范领域发展,利用法律形式的正义确定社会群体的权利关系,以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原则所构成的位阶秩序来引导社会共生秩序建构,位阶秩序全链接、多价标的流程成为适应新时代社会秩序良性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秩序新构造。     

珠江三角洲文化形态论纲

珠江三角洲文化形态的性质是务实求利;其特征是商业俗文化;其结构由岭南文化、中原文化、港澳文化和西方文化四因素构成;其地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曙光”,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的“中介”。     

从生成史略论《水浒传》的主题

本文从《水浒传》生成史的角度,将《水浒传》的成书和作品主题的嬗变联系起来,论证梁山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出现的传奇色彩和归正倾向。它是封建社会全社会被压迫者与有志之士的反抗与追求的“交响曲”,是对封建社会后期现实的一种“全景式的综合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及创新性发展

人化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生态文明的核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新陈代谢关系断裂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消灭私有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是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准则.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生态文明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价值观,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教育地理学若干问题的思考

教育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就进行了研究。20世纪90年代,教育地理学在我国也受到一些学者重视。随着《教育地理学》一书的出版,教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确立起来,学者在教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学科体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随后研究势头减弱,学科发展缓慢,存在研究对象尚不明确,学科性质争论不下,学科体系尚未形成,研究团队薄弱等诸多问题。与此同时,国外的教育地理研究已经发生了教育地理研究的“空间转向”,并获得了较丰富的理论成果,值得借鉴。我国的教育地理学研究需要在理论研究、实践研究、方法论研究、科研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更进一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