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造物艺术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以包装艺术史的写作为例

造物艺术史研究之中只有赋予造物艺术史以某种新意义、新价值或者新答案的论著才称得上是具有启迪意义的论著。要做到这一点,既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历史意识,更要求其在研究中把握好“源与流”“内容与形式”“历时性与共时性”“造物的因果律”等核心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能否准确把握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历史全貌,而且关乎人类历史发展动力和规律中复杂关系的揭示。造物艺术的历史,不只是物态的历史,还是一部与人有关的生产生活史。近年来,造物艺术史研究对这些问题和关系的探索,出现了两个引人瞩目的新变化：一是研究方式从描述转向阐释;二是研究视角从核心转移到了边缘。     

西安市装备制造业供应商选择模型构建

供应商与采购商关系是供应链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本文以西安市装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建立西安市装备制造业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评价模型,在已建立的评价模型得到供应商排序结果的基础上,以采购总成本最小的目标,建立基于多产品的供应商数量选择模型并求解,从而给出企业供应商选择方案,通过具体企业实例检验模型有效可行。结果表明,该模型可有效为采购决策提供支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社会主义在其5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由理论到实践、理论与实践并行发展的进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结果,它们之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及一致性。梳理这种联系及一致性,既揭示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     

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

对待中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很多学者都言必称“民族—国家”理论。对此,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国家和民族之间包括三种具体关系：民族与民族（民族—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的关系和国家与民族（国家—民族）的关系。就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而言,在探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中,我们需要找回“国家”,并在民族理论中给予“国家”居于民族之上的位置。我们认为,在“国家—民族”自上而下关系框架下,国家的角色处于主导地位,而民族则是从属于国家。中央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本位”的“分级管理”“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来实现的。     

法治理念、法学教育与法律现代化

法治理念与法律现代化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与路径,而法学教育又是确立和传播法治理念,推动和实现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的基础。西方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均已充分说明,法学教育与法治理念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同时,两者又是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一国的法律现代化,既需要法学教育的发展与成熟,又需要法治理念的确立与传播,法学教育是孕育和传播法治理念的温床与载体,法治理念则是法学教育的核心与基础。因此,建设法治中国,必须高度重视法治理念与法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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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程对世界的变革和对公众的影响不断增强,公众与工程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特定的公众正在实现从理解工程到参与工程甚至影响工程的角色转变,而为了与这一逻辑演进相适应,内在地要求从工程到公众进行精准知识传播。在回溯公众理解工程概念提出的背景及其对工程知识传播的理论指向的基础上,指出工程知识的精准传播是公众理解工程的重要途径,针对工程知识传播的本质应精准把握传播重点、细分传播对象、设置传播内容和选择传播机会。

     

自由探测和利用外空自然资源及其法律限制——以美国、卢森堡两国有关空间资源立法为视角

《外空资源活动国际框架发展要素（草案）》的主导价值取向是提升外空资源活动效率,其关于创设优先权和资源权利、建立外空资源活动安全区以及利益分享的规定均与现行外层空间法存在较大出入。未来外空资源的国际治理的应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为原则,构建外空资源活动国际管理机制是遵循这一原则的必然要求。

     

扬雄智论发微

“智”是传统儒学的重要范畴。孔孟对此多有阐释,但他们的“智”均包含在仁（义）学之内。扬雄尚智,在吸纳前代及时代思想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智论：智获得了超越仁、义、礼、信四常至上的地位;他的智论与传统儒学重人轻天的学术指向不同,重视天道自然;把先秦儒家服务于伦理道德的智转换成服务于生命本身,表现出对个体生命与人格的珍视。     

儒家理想人格对当代大学生人生观的启示

儒家理想人格是儒家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其睿智的人生哲理对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教育具有启迪作用。从德治观、义利观、刚健观来研究儒家理想人格对大学生人生观的影响及其当代价值,以期儒家理想人格与现代社会能够同构契合和相互优化,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接班人。     

论清代嘉道之际的汉宋之争与汉宋兼采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汉、宋两学关系问题是一重要问题,到清代嘉庆、道光之时尤为引人注目。围绕这一问题,时人聚讼纷纭,其中以江藩、方东树在各自著作中所表达的针锋相对的理念及其所引发的学术风波最具影响力。这固然标志着所谓“汉宋之争”已达高潮,同时它也说明这一时期学术格局有所变化,即汉学虽仍居主导,但宋学的空间已越来越大。宋学空间的得以扩大,与当时学界存在的汉宋调和、汉宋兼采之风密不可分,汉学家与宋学家之间既相互贬抑,又彼此调和,兼采对方之长为己所用。这一切,预示着学术嬗变的契机已显现,学术演进将有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