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作为不法侵害的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针对积极的不法侵害而行使的一项权利,而对不作为形式的不法 侵害能否进行正当防卫,学者们意见不一。文章通过对\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法益刑法保护的应然转向——以规制非法使用个人信息为重点

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定的行为类型仅限于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个人信息代表的转移行为,没有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纳入规制范围,造成刑事规制出现漏洞,体现了将个人信息自主片面地理解为转移自主、忽视使用自主的法益认识缺陷,进而仅以防范非法转移个人信息为入罪逻辑,使得个人信息法益刑法保护不周延。当前个人信息已然成为网络犯罪中的关键要素,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现象愈演愈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已经逐渐形成“提供者—中间商—非法使用”的完整黑色产业链,各环节分工明确、组织严密,通过非法使用个人信息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进而变现牟利是诱发个人信息泛在泄露以及违法交易激增的根源,刑法单纯打击制裁非法转移个人信息行为只能是治标之策,导致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刑事治理效果欠佳。随着进入大数据深度挖掘应用阶段,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根植于个人信息的人身性、财产性、公共性等复合法益属性的使用价值日益凸显,使得个人信息使用自主相较于个人信息转移自主更具核心法益地位,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重点理应从转移环节转向使用环节。非法使用个人信息属于下游行为,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管理秩序造成极大损害或威胁,与处...     

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

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晰的概念,理论上存在着一种扩大化解释,实践中又是一个难以准确把握的话语。认定“非法证据”的标准有三：一是取证主体的公权性;二是取证行为的违法性;三是取证后果的侵权性。据此,对通说广义的“非法证据”概念进行解构和重塑,从理论上将其划分为“非法证据”、“要件欠缺证据”和“瑕疵证据”,使之具有不同的适用对象和处理规则。从而把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界定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使排除规则的适用更具针对性,解决实践中各,行其是的问题。     

非法经营罪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是空白罪状,是一"口袋罪",其刑罚的设置不科学,因此,该罪应予分解,对已经分解出来的罪,不论刑罚轻重均不应再按非法经营罪追诉。     

“知在先”与“行为重”：朱熹知行观探究

朱熹的知行观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知行相互依赖("知行常相须"),二是知先行后("论先后,知在先"),三是以行为重("论轻重,行为重").这三个方面是从不同角度立论的:知行相互依赖是总原则,知先行后和以行为重是具体操作;知先行后强调行以知为指导,以行为重突出知依赖行的贯彻.朱熹知行观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因而不可将任何一个方面孤立或夸大.王守仁对朱熹的指责恰恰是犯了将其中的一个方面"论先后.知在先"孤立看待的错误.     

中国古代文论的伦理向度

中国古代文论是古代思想家、文学家对文学的创作、欣赏、批评的论述,是古代士人精神风貌的反映,也是其文化心态和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文论内容丰富,密切关注人的伦理道德世界,在文以载道、以理节情和知人论世三个向度上均体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影响和规约着中国当下文论和文学的发展。     

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

刑事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由于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一直是我国立法机关、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在明确非法证据内涵的基础上借鉴各国相关制度规定,论述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意义并提出初步构想。     

关于隐性采访与新闻侵权的法律探讨

隐性采访不仅能真实地采访到用公开方式难以获得的新闻素材 ,将社会丑恶现象曝光 ,而且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知悉社会真实情况的需要 ,充分发挥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然而随着隐性采访的增加 ,新闻纠纷与新闻诉讼也随之增多 ,有的记者或因运用不当、或因滥用隐性采访而被告上法庭 ,甚至被判决赔偿精神损害。因此 ,正确认识隐性采访 ,对其进行法理分析 ,把握好隐性采访的度显得尤为重要。     

票据犯罪的疑难问题——以董某票据诈骗案为例

票据犯罪以票据对象、票据行为和票据欺诈意图为核心内容。对应于上述核心内容,现存票据犯罪立法存在着对象紊乱、假冒他人名义使用伪造的票据和冒用他人的票据的行为竞合、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等三个疑难问题。和谐的法律体系要求根据金融法梳理票据犯罪对象,平等地保护公私票据法益,严格地辨别有关的行为竞合和非法占有目的。     

诈骗与欺诈概念辨析

欺诈与诈骗是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概念,欺诈等于欺骗加非法占有目的之外的不法意图,而诈骗等于欺骗加非法占有目的。欺诈与诈骗不可能相互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