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     

论孟荀的道德意志对道德知行合一的动力作用

在道德领域中,如果仅靠强制性的教育灌输与制度规导,是无法使知行合一内任于人的。要使人从内心深处真J．~-i．L同一种行为,必须重视道德意志的作用。道德意志作为一种顽强的坚持精神和自觉克服困难的内在品质,是道德知行合一的内在动力保障。孟苟关于道德意志、道德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研究,不仅为知行合一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对于转型期道德教育中关于道德意志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国森林执法管理与贸易的国家进程

本文对中国打击非法木材采伐与贸易的法律法规体系、行政执法机构和木材监管系,促进木材生产及贸易的绿色采购政策和相应的税收经济手段,建立中的行业信用制度和正在推进的森林认证工作,及中国政府协助控制全球非法采伐与贸易的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探讨了中国在促进森林执法管理与贸易国际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林产品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Measuring Illegal Immigration at US Border Stations by Sampling from a Flow of 500 Million Travelers

Five hundred million travelers enter the US yearly at a Port of Entry (POE) after an Immigration & Naturalization Service (INS) interview. We describe a general method for sampling from a flow, and summarize results from random reinspections of travelers at 20 POEs. Analyses reveal that 47 in 5614 travelers (0.8% ± 0.24%) were erroneously granted entry. Results suggest INS intercepts 9.3% to 16.0% of travelers attempting illegal entry at a POE, and that INS mistakenly admits 2.95 to 5.45 million illegal immigrants at POEs annually.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of our sampling method (e.g., for quality control, population studies) are briefly discussed.     

知与识：论知识与技术及其关联

技术源于生命,而非基于知识的某种创新或属于知识的分支。物在认识论的层面即理论科学的层面,是经由“起诉”而被纳入“范畴”的存在物。由此,在范畴的序列中只要有物存在,它就是存在物,它不仅符合知识的秩序,而且服从于作为生产的技术将其带向在场的摆置与设定。在技术停摆之处,知识以科学研究的方式为技术打开新的生产视角与进程,而这一生产之完成又伴随着对知识的再创制、再生产。因此,如果将知识理解为存在物层面的知识,即科学知识,那么,技术与知识的关联便凸显为：作为“生产”的技术为存在物层面的理论科学奠基,而对知识的探求,实质上是对技术所擅长的“缘起—招致”的生产方法的探求,即对技术本身之探求。     

价格违法与价格垄断的界定研究

通过辨析价格违法和价格垄断之间的区别,解读价格违法和价格垄断的内涵和外延。更明晰地界定它们的概念,以供价格主管部门判定价格垄断时参考。     

知情权与情报公开制度

知情权是民主与法治发展的产物,其核心是情报公开请求权.许多国家制定了关于情报公开的法律,以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建立和完善情报公开制度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

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是当然前提。非法证据并非是任一证据合法性要件欠缺的广义非法证据,而专指取证主体通过严重非法的手段或者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我国刑事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类,两类非法证据在实际判断中虽存在差异,但都应围绕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展开,分别考察取证手段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准确界定刑事非法证据的范围。     

网络游戏外挂司法犯罪化的刑法规范解读

制售网络游戏外挂行为的司法犯罪化现象越来越普遍,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罪、非法经营罪和侵犯著作权罪是制售网络游戏外挂行为比较固定化的司法定性,但无论从技术的运行特征来看,还是从行为的违法性来分析,制售网络游戏外挂行为很难与现行刑法中某一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完全相吻合。事实上,网络游戏外挂是一种在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对原游戏程序的修改,从而增进游戏功能和效率的行为,而慎重适用刑法规范调整网络游戏外挂现象,既能最大限度实现非刑法制度的规范价值,又能更好地体现刑法保障性规范的谦抑性原则。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类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在美国确立并得到发展,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很长时期仅停留在理论阶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采纳并确立这一证据规则,使其从理论探讨变为实践,也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目前,行政诉讼法正处于修改时期,以现有的法律规范为基础探讨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类型及其判断标准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