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党制国家与多党制国家政党执政方式之比较

两党制国家和多党制国家政党的执政方式有共性,也有区别。从权力的获得来看,两党制国家内一般实行单选区制的多数代表制,多党制国家更多使用比例代表制,或者包含比例代表制和多数代表制的混合制;从权力的运作来看,两党制国家的政府一般是一党独自执政,并存在集中掌握巨大权力的最高行政长官,多党制国家行政首脑的实际权力往往被分流到其他部门或组织中去。但两种制度的国家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特征:执政党都不直接管理国家。从对权力的制约来看,在这两种制度的国家内制约执政党权力的因素都存在四个方面:宪法和法律的限制、非执政党政治力量的约束、权力体制的制衡、大众媒介的监督。     

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步建立。“两个证据”规定虽彰显公安司法机关力图追求司法公正的态度与决心,然而,如何将制度规定有效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仍需一套具体的、稳定的、有效的操作程序。而要使“两个证据”规定付诸实施,首当其冲要面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问题。建构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可从主体、影响因素、可能的展望等三方面着手。     

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程序释评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在不对人定罪的情况下,单独对违法所得予以没收,顺应了我国反腐、反恐的形势需要,完善了这方面的刑事诉讼立法。新刑诉法以四个条文规定了没收所得违法程序,分别为程序的启动、受理及公告、审理及裁定、回转,但新刑诉法对于该程序的案件范围和证据制度等方面需要完善。     

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建设的基本规律探析

合法性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或者政治体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合法性的关键在于执政党通过合法性资源来获取民众的支持。执政合法性资源有其独特的内涵和特征。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巩固、开发和培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意义。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合法性资源内在特点和演变特征,遵循执政合法性资源建设的基本规律,才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完成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     

论刑法中的占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相关案例的回顾与评析

财物是否是遗忘物,不能根据财物的民法属性予以判断,而是应该考察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财物本身的性质、放置的地点、时间等各种要素,根据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念予以判断.委托物如果是封缄物,其占有归属不能仅仅根据自然事实,认为属于受托人,而应该注重封缄的目的性,认为占有属于委托人,无论受托人占有内容物还是整体物,都构成盗窃罪.盗窃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必要,其内容为排除他人占有,并且按照财物的经济用途或者可能用途利用他人的财物.     

“新闻自由”的表述与践行——传统马克思主义与非传统马克思主义两种视角的比较

本文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当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关于新闻自由的代表性观点,评介非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新闻自由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并对它们进行比较与分析。其中相同之处是:高度重视新闻自由在公共生活和党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政府、执政党及官员的监督视作新闻自由最重要的功能。不同之处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享有新闻自由的主体是执政党和国家,非传统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享有新闻自由的主体应该是广大民众。另外,在实施对执政党及官员的监督中的彻底性也有不同。     

偷渡犯罪研究——以福州地区为例

中国偷渡现象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是福建省福州市。鉴于福州沿海地区成为中国偷渡案件的高发地区,以当代福州沿海地区的非法移民活动为案例,对当代中国偷渡问题进行研究,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福州地区偷渡活动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决不是单纯的经济原因。其中既有历史传统和文化心理原因、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又有国际原因。对福州地区偷渡案件进行治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种治理的措施必须是综合的,且治理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当前的主要举措,应着眼于健全法律,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全社会对偷渡行为危害性的认识,严格加强边境管理和进行反偷渡犯罪的国际合作。     

生态隐喻方法论

生态隐喻方法是指通过隐喻性的类比,将生态学的原理和知识映射到另外一个研究领域中,从而有可能给新的研究领域带来新的启示的一种方法。生态隐喻方法现已成为一种系统科学方法的具体范式,已得到广泛应用,但也存在被滥用的倾向。为此,人们在应用生态隐喻方法的过程中,应注意其使用原则。     

韩非政治法律思想的逻辑分析

唯利论是韩非政治法律思想的逻辑起点,他认为每个人都自私自利、好利恶害。韩非政治法律思想的展开是一个历史的辩证过程,他认为随着时代由“上古”到“当今”的转变,“人民众而财货寡”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唯利”的本性恶变为“为恶”的现实。于是韩非顺理成章地得出其政治法律思想的结论:要统驭这一人欲横流的“大争之世”,必须法、术、势三管齐下。     

宋育仁的法制思想

清末法制改革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清末变法修律的大潮中,宋育仁顺应形势,就法的起源、法的依据、法的功能等方面结合中西文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为中国法制思想由传统走向近代化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