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的仙道思想

在人们对道教长生成仙思想产生质疑的背景下,东晋著名道士葛洪提出了玄、道、一的本体论,使道教神仙思想得到了本体论论证。葛洪高扬"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体精神,指出人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可以修身成仙。他还创造了形神双修的宗教实践,重视形体修为,以修神为补充,完善了道教的修行体系。     

明代小说道教因素述略

明代小说包含着许多道教因素。神魔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与道教息息相关,长篇历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具有浓郁的道教色彩,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话本体小说更是"道化题材"。明代小说中道教影响的意象痕迹和渗透随处可见。道教作为一种本土宗教,原本就与中国百姓的世俗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作为道教信仰、道教情感艺术表达的一种形式———"道化题材"小说,就更是植根于世俗生活的泥土之中。     

论孙思邈养性的养生之道

孙思邈继承传统中医养生理念,同时深受道家等思想影响,创造性地提出了包含"性自为善"之养德、"啬神"之养神以及"俭约"的饮食之理、"导气之道"的导引术等养性为核心的养生之道。这种讲究精神内守、神形合一的养生智慧,是与道家的修德得以保身、清静无为、吐故纳新以及《内经》养德宁性、顺乎自然的修身原则等思想一脉相承的。孙思邈养生之道内含着养性和养形的统一,不仅含蕴着养生实践路向(养性、养神、养形)和价值取向(长生久视之道),而且揭示了医道同源的理论根基。     

毛姆心中的“道”

《在中国的屏风上》和《面纱》是毛姆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作品。毛姆在这两部作品中对中国文化尤其是道教文化的理解和阐释,透射出他坚信中国的道家思想是拯救西方世界的良方,也是拯救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强心剂的缘由。在对东方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不断探寻中,毛姆最终把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道家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宿。     

论道家思想与谋略之关系

道家思想对谋略研究有重要启示意义,道家著作尤其是《老子》中有一些论述可视为与谋略有关,比如"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善用人者为之下"、"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但《老子》以及其他道家著作并不等同于谋略书。道家一般都对"知"、"智"等持否定立场,也不提倡使用人谋,这是因为通过使用谋略即便会有所得,仍然会有所失,甚至有阴祸。从道家思想基本立场出发,对谋略应持的态度是懂谋略而慎用谋略。     

“政”与“兵”的历史辩证——《淮南子》战争观新论

"政治―战争"是贯穿《淮南子》战争观的核心命题;"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是其战争观的根本原则。以"道"、"义"统"政",以"政"制"兵",是《淮南子》战争观的基本思路,反映出道、儒与法等多元思想的历史融合。主张"政"、"兵"相融,对战争进行高度政治化的反思,这是《淮南子》战争观的理论特点,对先秦兵家思想有所丰富和发展。     

论贵州傩文化佛道儒巫混杂现象的主要原因

贵州傩文化最终形成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文化格局,其原因极为复杂,它的形成几乎与贵州本土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以及文化习俗的方方面面分不开,是这些诸多因素糅合的结果。主要原因有五:一、贵州巫教文化的传统;二、中原三教合一的影响;三、黔中土司流官的提倡;四、封闭地域环境的制约;五、民众心理情感的需要。     

尚善贵真 儒、道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儒家倡导道德教化,强调美与善的统一;道家崇尚自然无为,强调美与真的统一。前者重视的是人与社会,后者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道德心灵的基础,都对中国后世文学艺术创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晚明哲学思潮对董其昌美学思想的影响

董其昌的美学思想受到晚明心学的影响,但由于他从晚明保守主义禅学的角度去阐释王学左派的思想,从而心学左派思想的激进色彩在他的美学思想中消失,这样,他的美学思想消除了李贽美学的危险性,又较复古派的思想圆通、放达,因而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辩证性。他的艺术本体论———士气说的建立则主要受其庄学思想倾向的影响。     

儒、释、道的战争和平观

我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干,以佛教、道教为其两个重要分支构成的。三家均有其各自的战争和平观。总结儒、释、道三家的战争和平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具有现实借鉴意义,而且也具有学术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