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十年（1939——1949）基层民意机关调查

1939年在内忧外患中,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由此确立了新的县政体制,即当时学人所大肆宣扬的新县制。新县制中,国民政府浓装艳抹县及县以下各级民意机关,把基层民意机关称之为“有相当职权”的组织部门。历经十年,国民政府在全国3/5的省份建立了由下而上的基层民意机     

明朝后妃在皇位继承危机中的作用

在明朝屡次发生的皇位继承危机中,后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少数后妃在皇位继承危机中也起了消极作用,亦对明朝政局产生了负面影响。从总体看,在明朝出现皇位继承危机时,后妃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这对明朝近三百年统治中,保持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应予以肯定。明朝后妃之所以能在皇位承继中发挥积极作用,其原因在于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和明朝皇帝昏庸腐化者居多的实际状况。     

晚清民国私塾与塾师的"权势"问题研究

科举停废后,私塾、塾师的状况如何,目前研究不足。有人认为塾师已成失语者,是乡村社会的弱势群体。揆诸史实,并非如此。在清末到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乡村的教育“权势”是由塾师而不是由教员所掌握,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国民教育并没有得到基层民众的普遍信服。这一研究表明,理论建构需要建立在合理的史实基础之上,否则难免放大失真。     

盛中唐词的文化之变

有论者以六朝为词之滥觞,是由于梁陈宫体诗为宫廷文化的产物,而唐词之兴也与宫廷文化相关,由君臣宴饮到内宫生活,产生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最初之词。中唐词开始涉及边塞文化与贬谪文化,张志和所作则是隐逸文化的体现,而王建的词可见中唐的三元文化构建,尤其表现出上接宫廷文化,下开士大夫文化的特点。中唐词人中,刘禹锡、白居易作品最多,除创调意义外,他们所作更在贬谪与闲适二义上,体现了士大夫文化在词中的转换、发展,闲适中饶感伤更是南唐、北宋士大夫词以“闲情”为大端的肇始。     

唐代科举考试管理略论

唐代是我国封建科举制度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科举考试中,唐政府制定并施行了诸如“考功别头”、“结款通保”等一系列廉明的管理措施,相对保持了科举举士制度的纯洁性,为有效地选拔人才提供了保证。唐代科举考试的廉明管理,对于进一步完善我们今天的考试制度,强化考试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八股文的代言

代言是八股文文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肖题。代言需要充分了解语境、人物身份和思想,加以想像、揣摩人物的语气口吻,所以代言也是一种对经书文本的再创造。不同作者的代言,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出不同的个性和风格。代言在文体上的弊端是容易出现文章结构上的前后不一致,只须“顺口气”而不必作者论断的形式及对史实引用的僵化规定致使女子流于空疏不学。     

文学集团与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

南朝出现了文学集团空前活跃的现象,这与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环境、社会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南朝文人对文学的崇尚是时代价值观的体现,而后者也推动了文学集团的发展并影响了文学集团内部的文人关系,从而使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隋唐时期选举用人制度述论

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实施,在中国封建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制度在隋唐时期施行中的不完善,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在用人方面由贵族门阀制度向科举制度过渡时期的一种反映。到宋代以后,随着庶族地主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也就更显成熟和完备。     

科举制度的废止与乡村士绅的消逝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它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起到了枢纽与调节的作用.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中国的乡村士绅阶层逐步消逝,并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它导致了乡村文化的断裂、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动、乡村在经济上对城市的依附性增强,这一系列影响使中国农村与城市差距不断拉大.     

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

明代东莞共考出举人529名、进士76名,在广东各州、县排名中皆为第四;考出庶吉士6名,与南海县并列第三;六次摘取解元桂冠,在各州县名列第五;还出现了18个三代之内至少产生了两个以上举人的科举家族,排名第四;另外,东莞举人在明代初期、中期和后期广东举人总数中所占比例也呈持续上升趋势,反映了科举实力的不断加强。明代东莞科举群体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在任官行政、教书育人和著书立说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