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性质及其对北宋社会的影响

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主体是儒家传统丧葬礼仪，其绝大多数仪式见诸《周礼》、《仪礼》、《礼记》，还有一部分是源于这“三礼”或前代丧葬礼仪，只有极少数仪式源于佛教、阴阳五行学说及道教。北宋皇帝丧葬礼仪对北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     

清代桂籍儒官陈继昌政见探析

清代广西临桂横山陈氏家族是当时声名显赫的官宦学术家族。陈宏谋为雍乾时著名大学士和理学名家,其玄孙陈继昌为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的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著名士子和清官。文章分析陈继昌的乡试、殿试文章,认为察贤任能、天人和谐、守创结合、君臣尽职、借古鉴今、盛极必衰、无为而治、立教为先是陈继昌的主要政治思想。陈继昌的思想和生平,反映了嘉道年间清代由盛转衰的过程和这位爱国学者对治国安邦的关切,对当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荀子礼乐美学中的交往论思想探析

荀子从建构“群居和一”的交往共同体出发阐释其礼乐美学思想,礼、乐、诗作为共同体整合的文化资源而被其赋予“先王之道”的价值权威。情性的约束规范是荀子礼乐美学交往论内涵的中心话题,他倡导“情文具尽”的交往,追求礼义与情性的平衡美和礼义所建构的秩序美。荀子深入阐释乐的交往和合审美内涵,强化“乐”对君子品格美的培养。《诗》承载着礼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具有深刻的交往意义。荀子礼乐美学中的交往论思想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性。     

试论西方人类学仪式研究范式的现代性转换

西方人类学对于"仪式"的研究,从早期的"神话—仪式"学派,到后来的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再到象征主义学派,将仪式研究从原来视野相对狭窄的宗教神话领域逐步扩展到更为宏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在此过程中,西方人类学仪式研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知识谱系,完成了西方人类学仪式研究范式的现代性转换。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清代赋学繁兴原因论

清代是中国赋学的集大成期,是对历代赋学的总结与发展。清代赋学繁兴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外部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二是赋体自身的更化。本文主要从当时的科举试赋制度,尊体意识与乾嘉学术的影响等三个层面作出简要的论述。     

略论唐代的科举,任官制度与书法艺术

唐代为科举制度初行期,作为新生事物有其活力,其某些情况与做法（如进士科行卷等）属空前绝后;而唐代任官须经考核始实授,其中包括书法。唐代又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期,代表了特有的时代风尚与士人健康的文化心理。书法与科举、任官密切相关,而科举、任官制度则有力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竞争压力、内外廉考官权力的不对等与试文的程式化等内在弊端。随着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日渐壅滞,这些弊端也日渐显露,导致了舞弊、权力寻租及揣摩等科场风变的泛生。科举取士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使基层士人之科举生存环境渐趋恶化,并促动了士人科举心态由"中和恬退"向"燥竞"与"游离"的转化。     

释蒙元时期长方形圣旨牌文字

本文认为,蒙元时期蒙古语长方形圣旨牌文字aldaqu ükügü是固定词组,表示"处死"之义.文章指出,彭大雅在其《黑鞑事略》中所述"按答奚"为"杀",与蒙古语aldaqu对应,其中的"奚"字对音不确,该用"忽".彭大雅对这一词组的解释更是断章取义,以后者"死"替代前者"罚",把"罚"当成"杀",颠倒二词之义,导致惊人的大错.     

文化视野下的《聊斋志异》科第观

从文化的角度,即从个体科场失意的心理与士子普遍的科举心态的层面上,从选贤用能与个体的怀才不遇层面上,从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八股取士的层面上,从公平竞争的科举选拔制度与试官腐败的层面上,辩证、历史与客观地审视蒲松龄的作品《聊斋志异》所表现出的科第观,重新解读《聊斋志异》的科第观所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