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科举反思与学风转型——兼论明末、清初士人对科举的不同态度

明末士人对于时文写作最为倾心,并进而对科举制度多有反思,他们虽意识到了制度设计方面的阙失,但他们认为更为关键的问题需归结到人的身上,是士子的空疏不学与功利计较导致了科举的鄙陋与世风的败坏,因此相应的补救或调整之法不在于调整或替换制度,而当重塑学风,改造士人的认识与治学态度。明末、清初士人对于科举的反思大致相同,但由于文化思潮、政治形势、个人遭际等方面的差别,他们对于科举的态度、尤其是在改造方案方面,存有巨大的反差。     

浅析北魏前期立子杀母与太后干政的并行发展

拓跋珪为了防止后妃和外戚干政制定了“立子杀母”制度,此制在孝文帝以前一直被一丝不苟地遵行。但尽管 如此,太后干政现象仍然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北魏前期两者几乎呈现并行发展的状态。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由于“立子杀母”制 本身存在很多弊端,而且北魏政权一些独有的特点也为太后干政提供了条件。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我国当代公共管理的启示

公共管理指国家、政府及社会组织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古代也存在公共管理。我国璀璨的古代文化酝酿出诸如谏议制、基层自治、宰相制和科举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在对我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的发展,对我国当代公共管理也有一定的启示。     

从"七史"《选举志》讨论科举制的几个问题

通过"二十五史"中"七史"《选举志》了解科举制的基本演变趋势,弄清科举制研究中的某些问题,是科举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文根据"七史"《选举志》的内容和相关记载,指出各志篇卷虽不尽同,但都因循《旧五代史.选举志》之例分为"贡举"、"铨选"两大基本部分;重点考察了科举科目由繁而简、学校越益重要的演变趋势;深入讨论了一些有过争议的问题,如科举与察举、科举制定义、进士科创建时间、进士科利弊与废置等。     

秦汉户籍中的"宗室属籍"

秦汉户籍中身份等级最高的是皇族成员的宗室属籍。无论是居于京师的皇族,还是散居各郡国的宗室成员的户籍都归宗正掌管,各地要按时上报宗室户籍,是为上计制度的重要内容。并非所有皇族及后裔都具有宗室属籍,谋反者及其家属、毋节行者、五服之外者不具备宗室属籍。不仅有皇族血统者有宗室属籍,与皇室有姻亲关系者也可有宗室属籍,或称之"准宗室属籍"。宗室也不单纯是个自然的血缘或姻缘概念,还可以是人为刻意制造而成,即宣布没有皇族血统的人为宗室。秦汉宗室有属籍者数量相对有限,没像宋明那样出现宗室泛滥为患的局面,因而被后世称道。     

滇东北苗族丧葬礼仪及其符号功能探析

地处滇东北的昭通市苗族,其丧葬礼仪有显在的族别特征,表现在横式挺尸、指路仪式、出巡、谢孝等环节。这些具有特征性的丧葬仪式具有很强的符号功能,具体表现在具有民族文化教育功能、情感抚慰功能以及强化民族认同等三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基因对建设法治政府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文化根基异常深厚,文化自我认同很强烈的国家。以宗法伦理为内核,以小农经济为依托的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如等级伦理、宗法意识、国家本位、礼治主义等观念影响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各个层面和环节,消解着我们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各种努力,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进行法治政府建设,必然会出现“逾淮成枳”的现象,因此在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必须正视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注重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     

对生活时空的重组与通过——“通过礼仪”视角下的固义傩戏研究

本文以范根纳普的"通过仪礼"理论为分析框架,按照"常与非常"的观念模式,较系统考察了河北省武安市固义村的大型社火傩戏仪式。从分离、过渡与聚合等三个仪式阶段,展示出整体仪式的生动过程。仪式展演具有对生活时空的重组与通过的功能,可以完成族群心理的转换以及实现族群认同与历史记忆的延伸。     

晚清县级以下基层政权对地方社会的监控

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文章就此考察县以下行政政权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代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政权是相当一部分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地方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政权.然而,无论是县级、还是次县级的政权,到晚清时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与地方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相反,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基层政权,成为晚清地方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政权逐渐萎缩.     

南宋高宗朝的川陕军粮问题

川陕边境地势险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朝廷出于捍蔽四川、固守东南的目的，对川陕防务亦格外关注，于此集重兵把守。关外之地因常遭战火躁践，所产粮米不足供军。为解决关外大军的粮饷供给，宋廷曾作了种种努力，主要是从蜀中水陆转槽。但由于嘉陵江河流湍急，沿途道路崎岖，加之又是逆流而进，欲将蜀中粮米运抵关外是何等之不易。正因为如此，南宋时期关外大军的军食供给一直比较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