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契约、交易费用与关系治理——华人家族企业内部治理行为分析

本文运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结合现代契约理论 ,通过劳动契约及其规制结构分析 ,对华人家族企业内劳动契约中存在的用关系替代正式制度、用家庭式责任强化关系的“关系治理”现象进行研究 ,并试图证明 ,各国及各类企业对劳动契约中不同类型的注重源自于不同劳动契约的达成与执行费用的不同 ,不同契约的费用差异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对契约当事人行为的有效性 ,而制度对契约当事人行为的有效性与这种制度和当事人所受影响文化的适应性程度密切相关。     

论缔约中信息披露义务立法正当性及价值

信息披露义务虽然能在现代契约纠纷的解决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却并未被中国《合同法》接纳为一般性先契约义务。其障碍主要来自于作为中国《合同法》基础的古典契约法理论中的主体假定和契约模型预设。然则,在现代交易环境和新契约法理论的双重夹击下,古典契约法理论存续的正当性已被逐渐瓦解。在此背景下,对披露义务在古典契约法理论上的立法障碍进行全面解构,并依托建基于现代契约特点之上的关系契约理论求解该义务的立法正当性和价值,应能为中国《合同法》尽早采纳该义务并建构起完善的先合同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论德育心理契约的价值

近年来,如何提高德育实效性已成为广大学者热议的话题之一,大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其中,德育心理契约的提出无疑是一种有价值的探索。通过对德育心理契约的研究,发现它不但体现了德育的精神实质,使得德育回归生活世界,而且因其十分关注德育主体性的价值实现,从而能激发学生的道德动机。此外,它还能利用良好的沟通促进德育双方的平等交流与相互信任,帮助实现德育效率的提高和道德行为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化。     

当代大学生对女性印象内隐实验研究

本实验采用内隐联结测验（IAT）,回避社会赞许效应等干扰因素,考察了当代大学生对于女性印象的内隐态度,发现他们更认同与现代女性形象即他们女性印象是积极地,独立自主的。且这种内隐认同态度不存在性别差异、城乡差异及文理科差异。     

中韩不动产抵押制度比较研究

抵押权是担保物权中最为主要的制度。抵押权制度中抵押合同的法律性质、设立方面的问题及抵押权效力范围问题是中韩两国抵押权制度值得比较的部分。关于抵押合同的法律性质,因为对物权行为的不同理解,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对此中韩两国都采取了相似的处理方式。抵押权的效力范围、有关第三人利益的方面,中韩两国的法律规定有一定区别。尤其是关于登记方面,因为两国的登记制度的差别,对于第三人相关的登记事项有诸多不同。     

功能属性和品牌个性对购买决策的影响——以家用轿车行业为例

以两个中档轿车品牌——帕萨特和马自达6为例,收集7个城市消费者的1 440份调查问卷,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功能属性、品牌个性和品牌资产对消费者购买汽车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功能属性越强,消费者感知的品牌资产越高;（2）功能属性和品牌个性对购买决策的作用,完全被品牌资产中介;（3）消费者感知的品牌资产越高,购买意愿就越强;（4）品牌个性对于品牌资产的影响因品牌不同而存在差异。     

直接诉权立法的法国经验与启示

直接诉权是颇具法国法特色的概念,它在理论上有多种类型,具有开放性。法国合同法改革中,一个重要而具有争议的问题是,能否统一整合直接诉权规则。《司法部草案》没有触及这个问题,《泰雷草案》非常谨慎地仅规定了最为重要的、立法者承认的“支付直接诉权”,《卡特拉草案》试图对多种直接诉权设立一般规范。直接诉权,作为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制度,有保护债权人的重要功能,因此法国的立法经验对比较法学而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回购契约下供应链协调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

研究最简单的二级供应链在回购契约下是否能协调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将市场随机需求大幅波动与零售价格随市场供求关系波动作为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基本特征,并以此建立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回购契约模型。对模型进行分析,并用算例进行验证。同时将其与无突发事件、常规突发事件状态下的供应链协调结果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无突发事在基准回购契约下能实现二级供应链协调。常规突发事件与非常规突发事件在基准回购契约下不能实现供应链协调,若分别对批发价做出适当的调整,调整后的回购契约均能实现供应链协调。不人为地干预市场,回购契约下也能协调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但会加重灾区民众的负担,此时,政府适当干预市场也是一种选择。     

契约、信息与科技信用

作为科技活动相关主体的职业信用,科技信用对于科技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完全契约理论看,科技活动中存在信用信息的不对称,这是导致科技信用缺失的客观原因。从不完全契约理论看,科技合同旨在规范科技行为,但也无法完全避免信用缺失。治理科技信用缺失,需采取包括科技合同管理、科技信用教育、社会监督机制等在内的综合措施。     

论隐名投资合同的效力要件

隐名投资合同效力的认定,不仅关系到隐名投资人与名义股东的利益,也关系到隐名投资所涉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债权人、隐名投资股权受让人等合同外第三人的利益,甚至影响到交易安全、市场秩序维护、经济发展等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对隐名投资合同进行效力认定,应对隐名投资合同当事人主体、合同内容以及合同形式三方面的效力要件进行全面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