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能力储备模式下应急物资储备与采购定价模型

为更好地促进政企双方开展应急物资生产能力储备合作,政府和协议企业需对物资的采购定价及生产能力的储备数量进行合理决策。基于此,文章从供应链的角度出发,利用供应链契约中的数量柔性契约建立了生产能力储备模式下的应急物资储备与采购定价模型,并进一步考虑了协议企业存在储备约束的情况。在利用逆序归纳法求解出合作下企业的生产能力储备量及相应的政府采购定价决策后,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储备周期内灾害事件的发生概率与企业最大储备量约束对双方决策及各自成本收益的影响,为政府的采购定价及企业的储备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外,文章还给出了约束双方决策时的参数条件,因而也为政府在目标企业的选择方面提供了参考。     

体制转型与我国新一轮固定资产投资加速增长

我国新一轮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增长是在已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由投资、需求结构升级拉动的自主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恢复性增长和热度增长两个阶段,在恢复性增长阶段,非国有经济和一部分国有经济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拉动者;在热度增长阶段,处在升级产业链中的企业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强劲拉动者。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是初步的,此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程又带有体制转型的痕迹。     

统筹协调农业结构调整保证农民持续增收

统筹协调农业结构调整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现实必要性和重要性,资源环境、国内外市场及政策导向等影响农业结构调整,同时制约农民的增收。农业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技术结构、社会结构及投融资结构调整是保证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途径。     

贵州省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农民工经济透视

贵州省数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经济”,产生了非常重大的直接经济效益,成为农民脱贫、增收、致富的最主要途径。2003年我省农民工144亿元的总收入,反映了种种重大经济价值———农民工经济已经成为贵州省“第一支柱产业”、效益最佳产业、最大的支农投入、农村“第一脱贫增收工程”、农村“第一民生工程”。集中到一点,农民工经济具有促进贵州农民迅速、大幅度增收的重要意义。     

基于增减挂钩模式“迁村并点”效益探究——以邙山镇六村为例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对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的新思路,被广泛应用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对邙山镇六村居民点整治“迁村并点”的规划方案加以研究,探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迁村并点”模式下可取得的规划效益,“迁村并点”不仅可以促进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而且可以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同时还可以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但最终的规划效益取决于方案的实施情况,所以在规划方案实施过程中,为政府监督管理部门提供政策参考;也为农村居民点整治后的效益评价体系提供了参考依据。     

西部地区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与农民增收研究

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增效,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和关键。文章从经济学、现代营销理论及现代供应链理论入手,分析西部地区农产品供应链的形式及其成本构成、利益分配特征,探讨在农产品方面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和方法,指出农民增收关键是农产品的价值实现问题,并就如何实现农产品价值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于债务重组收益的会计处理

“债务重组中,无论债务人还是债权人,均不确认债务重组收益”———这是会计准则对企业进行债务重组会计处理所明确的首要原则,但是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理方法。一般来说,企业收益的处理方法有三种:计入“营业外收入”或“资本公积”,涉及以前年度事项计入“以前年度损益调整”。那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债务重组中出现的收益该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把债务重组收益计入“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是比较合理有效的处理方法。     

二元化制度下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

新世纪全面实现小康目标，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收入。但是近几年农民增收困难。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化经济制度，是其中最重要、关键的因素，直接影响农民增收。应该以制度创新，克服、消除二元化制度性因素的约束，统筹城乡制度，确保农民收入增长。     

社会保障拉动需求增长的理论分析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市场的有效需求。但是,近几年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从1998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但仍未达到预期效果。论文以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和消费倾向为理论基础,分析了社会保障与需求增长的内在联系,提出了通过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拉动需求增长的对策。     

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村主任受教育程度既关系到基层人才队伍质量,也影响着农民生产生活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基于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面板数据,分析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当选村主任,能显著提高农民家庭的人均总收入,并且在农民收入多元化发展和农民群体内部异质性并存情况下,村主任增收渠道和效应产生了不同的受益群体,能够显著增加种植大户的人均农业收入和低收入农民家庭的人均非农收入。在山区等信息封闭的地区,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当选村主任对农民家庭收入及结构影响更明显,能增加山区农民家庭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财产性收入,减少其人均救济低保收入。建立健全农村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对不同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的农民家庭分类施策、因材施策,对于乡村人才振兴与减少相对贫困、提升农民家庭收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