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及其反思:马林诺斯基、《自由与文明》与费孝通先生

本文梳理了马林诺斯基学术思想的演变脉络,继而通过解读其丰硕的学术著作和思想遗产,探究了由其确立并影响至今的文化功能理论和田野调查规范;并通过剖析其亲自编撰的最后一部遗著《自由与文明》,殿现了马氏在人类学视角下对自由的理论探索;同时,通过分析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政治与学术反思,展现了马氏学术思想在中国人类学界的传承与升华。本文试图呈现有血有肉的马林诺斯基及其褒贬不一的文化理论和备受争议议的田野调查,在重新解读中对这位充满神话色彩的一代宗师的广博思想进行批判性的继承,在大师与大师的对举中探索人类学本土化的一种可能性。     

中国式民主道路的逻辑形成

中国式民主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它的形成有着自身特有的逻辑线索,这些逻辑线索深刻地蕴含在中国传统民主思想发展的内在导向中,蕴含在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传播和历史影响中,更蕴含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指导和根本取向中。中国式民主道路的形成正是中国传统民主思想内在影响、西方民主主义思潮历史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决定性影响三者综合作用、逻辑递进的结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顺应历史潮流,并沿着特定的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推进的。     

刑事陪审团制度价值的再思考

由于陪审团分割了法官的审判权,陪审团代表的民主主义正义观与法官代表的法治主义正义观有时就存在着冲突,二者的冲突通过合理配置陪审团的权力解决.刑事陪审团在个案中的无罪裁决具有终局效力,有否决法律适用的功能,使法治主义在个案中让位于民主主义,防止法律在个案中变成危害公民自由的恶法.但陪审团作出的有罪裁决不具有终局效力,需要经过法治主义的检测,这样可以防止危害公民自由的民主暴政发生.从陪审团的权力配置可以看出,陪审团制度虽是一项民主制度,但却以保护公民自由为优先价值目的,而并非司法民主.     

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布什外交

新保守主义源于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说和新教的“选民”思想,其逻辑在布什政府具体的外交方略上体现为霸权意图,单边主义和推行民主。新保守主义的逻辑悖论是明显的,它的前途和走向处于不定状态之中。     

论党务公开

党务公开就是指党的工作和活动,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具有或应该具有公开性.党务公开是党务活动由秘密走向公开的必然趋势;是党的建设在新形势下的必然要求;是政务公开形势发展的必然.党务公开在内容上要全面、真实、具体、合法;在形式上要注意方式方法的多样化;在程序上要力求规范、有序、到位;在时限上实行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要建立相关制度,确保党务公开的工作的长效性.     

和谐社会之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平

市场经济活动所需的公平观包括生产领域里的公平分配原则和市场领域里的公平竞争原则。这样两个公平正义原则所强调的是起点(机会)的公平平等和背景条件的公平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换言之,在这样两个公平正义原则之下的社会经济活动,其结果的不平等是必然现象,因而社会的贫富分化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社会的必然现象。听任这一现象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和不稳定。社会公平观则强调人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以社会公平观制衡或规范经济公平观,从社会的贫富两端依据社会公平观进行调整,是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     

普遍性原则:宪政民主的理想目标——评《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通向非歧视性民主》

依据普遍性原则,民主可以被分类为歧视性民主和非歧视性民主,而走向非歧视性民主是未来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教授和另一名著名经济学家罗杰.康格尔顿教授合著的《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通向非歧视性民主》一书不仅提出了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而且通过将政治决策的分析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的方式,用经济学的眼光探讨了将普遍性规则运用于政治领域的可能性,试图突破宪政民主中存在的死穴——歧视性民主。     

公民意识教育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首次将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作为扩大人民民主，保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之一，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迈出了前进的一大步。公民意识教育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性工作，是发展基层民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实施民主监督，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一条基本途径。     

陈云保持党的先进性思想

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陈云认为必须代表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发展党内民主;必须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希腊民主与公共性原则探究

为了考察希腊城邦民主实践的公共性原则,采取历史分析和文献解析的方法,通过对其中透现的公共性原则的研究,明确了希腊城邦民主实践的公共性原则及其对公共管理的现实意义。希腊城邦民主实践开创了公共事务治理的民主形式,透现出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原则。这些原则既是区分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的依据,也是衡量政府管理是否具有公共性的标准。由对话民主推进的更高层次的公共决策的公民参与,将使对话交流的公共性原则在当代获得新的内涵和体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