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世界的同样渴求——试论池莉笔下婚姻悲剧里的妻子形象

池莉作为一名当代女作家,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在她的作品里塑造了许多婚姻悲剧里的妻子形象,如段莉娜、戚润物、曾芒芒,等等。这些妻子尽管知识水平和经历各不相同,但是她们都渴望拥有作为妻子的幸福,因而面对丈夫的婚外情,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进行反抗。然而,面对传统婚姻中女性主体意识丧失的困境,她们却是一群顽强抗争的弱者,而要改变这种地位,更加需要的是女性自身的冷静反省。     

侠的变迁

早在春秋时代,侠已有零星活动,但以团体的自觉的方式出现的侠则源于战国墨侠。纵观中国古代侠的变迁,从先秦而两汉,而唐宋、而明清,渗透于侠的意识当中的仍是封建的纲常观念、实际上,侠的所有外在言行无不植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模式。一部侠的历史,就是侠从“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一世”的慷慨气度走向依附关系和奴性意识增强,并最终异化和堕落的过程。     

现代司法理念下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 --从民主和司法的视角

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民主制度具有天然的缺陷,而司法对弥补这种缺陷具有重要意义,即司法可以弥补民主对少数人利益的忽视,在现代司法理念下,民主不能解决的所有纠纷都应当纳入司法程序的视野。如果民主和司法都不能解决的矛盾和纠纷很可能被当事者以暴力的方式解决,但暴力解决纠纷会给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严重损害人民的共同利益。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社会里,暴力往往是备而不用的,它只出现在极少数的场合。我们在树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发挥司法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解决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在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的司法改革过程中,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正确处理好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罪刑法定主义派生原则的功能廓清

　　摘要：  时至今日,罪刑法定原则已经从绝对转向相对、从理论原则转向司法原则。这一转变体现了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进一步增加了该原则的出罪功能。与之相适应,罪刑法定派生原则的功能也应随之转变。首先,不应一概排斥习惯法;鉴于习惯法出罪去刑功能上的特性,还应当将习惯法纳入刑法渊源之列。其次,类推解释也不应一概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应当允许;同样,在扩张解释与限制解释上也应作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之分,并区别对待。最后,在刑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上,不应一律赋予其溯及力,并且应当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刑法解释溯及既往。     

公民合法权益保护优先是行政诉讼立法的重要原则——关于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若干建议

我国《行政诉讼法》亟须作出适当修改,在修法过程中应贯彻公民合法权益保护优先的原则,注重研究解决如下制度创新与改进的课题: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应作为行政诉讼立法的首要目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应坚持司法最终性,应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参加人范围和行政诉讼救济范围,行政诉讼立法应兼顾公平与效率,以更有效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关于物流的科学分类问题（续）

本文最新提出物流最基本的四个固有属性：物（Material）的根本属性，流（Flow）的浪本属性，物和流的主体（Party）属性，物和流的地域（Region）属性。无论自然界物流，还是社会界物流，经济界物流，都具有这四个方面属性（RPMF）。同时，本文首次提出物流四要素RPMF原理。根据物流四要素RPMF原理，提出按各要素的不同属性对物流进行科学分类的方法，并给出物流分类图。     

论民国时期方志编修观的变革

民国时期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形成和相沿的传统的旧方志编修观被重新审视并受到批判 ,修志宗旨的创新、方志编修中进化史观的倡导、民史观的推行、综合文化观的阐扬 ,使民国时期的方志编修观发生变革 ,促进了民国新方志的编修 ,并为今日全新的方志编修观的构创和方志的编纂提供了借鉴与启迪。     

论排污许可法律关系

论证排污许可为公益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认为环境保护的公益性决定排污许可管理的行政性,而持续削减原则和固定污染源制造过程的变化决定排污许可管理的契约性。认为排污许可法律关系的重新定性有利于合同强制性理论的适用,以解决排污许可制度缺乏稳定性、持续性和权威性的问题;有利于适用为公益的第三人合同理论,以解决环境许可程序上公开性不足的问题;有利于适用为公益合同的相对性理论,以解决排污许可监管力度不够的问题;可以为企业达标排污损害责任的溯及既往提供法理解释;可以在排污许可制度中运用情势变更原则。     

从对信用的考证反观我国民事立法

信用最初是在道德教化层面上使用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交换的日益复杂,信用这一侧重道德价值的概念逐渐被吸收到民事法律当中,并衍生出诚实信用原则。我国现行民事立法虽然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但还必须加强对这一原则的价值性和规范性解释,应该合理限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其更好地调整民事关系和指导司法实践。     

缓刑制度研究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是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基本消失为适用前提的行刑制度。虽然刑法界对缓刑制度的性质和地位认识不同,但缓刑制度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具有裁量与行刑的双重属性。缓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起源于西方,它的产生是与自由刑的广泛适用紧密联合在一起的,我国的缓刑制度是清末从西方引进的,它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考了其他国家的缓刑制度而制定的。它体现了我国刑法的社会性质,又考虑了犯罪分子的具体情况。目前我国的缓刑制度与其他一些国家关于缓刑条件的规定相比,是比较科学的、合理的。它既考虑了犯罪事实的客观因素,又考虑了犯罪分子的认罪态度的主观因素,既考虑了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又考虑了其平时的一贯表现和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