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小企业板的经验数据

以中国中小企业板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应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方法,对企业专利申请数、风险投资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公司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率指标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有风险投资背景公司的申请专利数要远远高于非风险投资背景公司的申请专利数;有风险投资背景公司的自主创新效果差异性较大,年申请专利数最多的达到119项,也有一部分企业为零;有风险投资背景公司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明显高于非风险投资背景的上市公司;风险投资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自主创新资本投入强度呈正相关关系,即风险投资在技术创新投入活动中发挥了相对积极的影响,但与企业自主创新效果指标之间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资金瓶颈的解决措施

自主创新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的筋骨,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是必然的,但我国中小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因此本文分析了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融资难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解决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资金瓶颈的几点措施。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与防治对策——以绵阳市为例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表现为犯罪领域扩大,涉案金额上升,犯罪类型增加,涉案人员岗位层面多元,但立案数量则呈下降的趋势。同时随着对外经济交往增加,跨国犯罪出现,涉农经济犯罪案件突出,作案手段复杂隐蔽。笔者通过对四川省绵阳市经济犯罪类型及成因等问题进行分析比较,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对策,具一定的现实意义。     

犯罪观的“交锋”:“刑事和解”与传统犯罪理论

“刑事和解”的出现显示了对犯罪的另一种理解可能。以传统犯罪理论为背景,以比较分析为基本路径,可以全面展现两种犯罪知识与理念的“交锋”。从宏观角度看,两者对犯罪的不同理解根源于观察路径和方法论立场的重大分歧 :传统理论着眼于“远距离观察模式”,形成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犯罪观;而和解理论则立基于“近距离观察模式”,发展出“被害人中心主义”的犯罪观。在这样的逻辑脉络下,两者在社会危害性理论、刑事法律关系及被害人同意等问题域中,产生出辐射性的对峙与紧张。作为某种反思性的维度,“刑事和解”在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中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为重新估价和改进传统犯罪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控告犯罪权之完善

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不能仅仅成为国家追诉犯罪的工具,而应该具有诉讼主体地位,其权利应当得到保障。控告犯罪是刑事诉讼的起点,我国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存在着诸多缺陷,不能保障被害人的有效参与。应当完善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保障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参与。     

高校科技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探析

高等学校是培养高科技人才的摇篮,也是高科技人才的汇集地,其科研实力雄厚、知识辐射面广,是我国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因此它应当是科技创新及其知识产权这个无形资产的最大拥有者。为了提高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为了保护高校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加强高等学校的知识产权保护十分必要。     

跨市域地区综合创新效率分析 ——以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

作为首个跨市域的创新示范区,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示范作用。在绿色经济背景下,覆盖多城市的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目标是自主创新、协同创新、环境创新的综合性提升。以苏南五市为研究对象,辅以其他城市为参考,从自主创新、协同创新、环境创新三个方面,构建跨市域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综合创新效率评价模型,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评价其综合创新效率。结果显示：苏南五市中南京综合创新效率最优;苏州、无锡两市协同创新效率较低;常州、镇江两市投入效率较高;苏南五市的环境创新效率都有较大提升空间。提升协同创新和环境创新,将是促进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综合创新效率趋同的重要实现途径。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

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刑事司法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特殊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惩治犯罪的力量,但从国家应对犯罪的手段以及期待达到的目的看,都还是比较单一的。因此,在我国倡导恢复性司法,从犯罪发生和产生危害的自身规律着手,强调社会资源的整合和利用,形成超越性的刑事司法体制,有利于彰显我们和谐社会的本质。     

论信息与犯罪生成机制——以犯罪场为视角的分析

以犯罪场为视角,揭示了犯罪行为发生前的犯罪临界性因素激发犯罪的具体作用机制及其模式。并从信息的特性着手分析,探讨了潜在犯罪人在犯罪意图下,怎样通过信息与外在要素发生互动联系,怎样推动特定犯罪场实际生成具体的犯罪行为。指出信息对人们的决策及行为时刻产生着影响,信息无疑是犯罪各种临界性因素发生联系的纽带。     

我国反垄断法应当设置刑事制裁制度

非法垄断行为直接侵害自由、公平的有效竞争秩序,破坏市场经济的自由根基,进而损害国家利益、整体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应刑罚性”。因此,我国反垄断法应当设置刑事责任制度。我国应当学习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方面的经验,运用本身违法原则或“先行政后司法”原则来分清垄断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对行政垄断、卡特尔、纵向价格限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实施刑事惩戒,充分发挥刑罚在竞争法律责任体系中的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