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开设双语教学的意义、作用及问题分析

在论述双语与双语教学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高校开设双语教学国内与国际的意义与作用,针对双语教学过程中对双语教学的误解、双语师资匮乏、没有适合的教材等问题,从管理、学生、师资、教材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秦皇岛市文化软实力综合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

以秦皇岛市为研究对象,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尝试对秦皇岛文化软实力进行界定,通过定性分析（SWOT分析）与定量分析（指标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秦皇岛市文化软实力进行综合评价,指出秦皇岛文化软实力的优势、劣势、机遇以及威胁,提出了增强基础竞争力、提高市民文化涵养、建设创新型城市、构建综合型文化传播体系等提升秦皇岛市文化软实力的对策。     

关于社会信息化进程测度方法的探讨

目前对社会信息化问题的探讨已经从定性的描述转向定量的测评,测度的理论与方法也成为信息化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其中几个主要模型进行了简要的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用于社会信息化水平测度的理论模型.     

四川省可持续发展中智力支持系统的能力分析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向定量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迫切需要.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具有独创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其中的智力支持系统由区域教育能力、区域科研能力、区域管理能力三部分构成,反映了一个区域在教育、科研和相应管理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对四川省1997-2001年五年中的智力支持系统的定量分析认为:四川省在教育、科研及其管理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处于不稳定的、下降的趋势.要扭转这种局面,需要增大教育投入、扩大教育规模、提高科技产出率和科技贡献率,更重要的还在于增强区域的管理能力.     

环境规制、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升级

传统的政府权衡思路发生转变,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劣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聚焦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助于监管当局把握环境政策的经济端反馈效果。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经济区域异质性和政府行为,细致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区域特征,东部地区形成了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为反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没有影响;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压力越大、财政收支压力越小、相对财力越大,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力越大;传导机制方面,佐证了研发创新和对外开放对环境规制优化产业结构的正向传导效应,而FDI流入和投资需求反而具有逆向功效。因此,必须注重政府行为的协调效应,有效把握区域特征,提倡创新和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共性技术扩散中政府作用最优力度分析——基于变换的Bass模型

基于一定理论假设将Bass模型中技术扩散的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分别与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对应起来,并着眼于政府作用对市场作用的“挤出”效应建立起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之间的函数关系,以此来对Bass模型进行变换,使其能刻画政府作用对产业共性技术扩散速度和时间路径的影响。基于变换的Bass模型,以最大化技术扩散速度为目标构建最优化问题以求得政府作用最优力度,由最优化问题可知政府作用对市场作用的“挤出”效应越大,最优政府作用力度就应该越小。还基于相关数据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并且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研究认为:由于存在政府干预对市场作用的“挤出”效应,在促进产业共性技术扩散中需要把握最优的干预力度即政府作用最优力度,在量化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基础上,求解出来的政府作用最优力度系数可为政府有效和适当干预技术扩散提供理论上的一个尺量。     

家族控制程度对上市公司股价情绪效应的影响研究

上市公司家族控制程度的差异是否会引起投资者对其股票估值的不确定性的变化,这一问题在现有家族企业研究文献中鲜有涉及。基于我国A股家族上市公司样本的2009—2017年度数据,从股票超额收益率对投资者情绪敏感度的角度,分析了家族控制程度对股价情绪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控制程度的增加会加剧上市公司股价的情绪效应,股票超额收益率对投资者情绪的波动更为敏感,而且公司规模越小,账面市值比越低,则其股价情绪效应越明显。股权制衡程度更高的公司,家族控制程度对其股价情绪效应的影响会降低,说明有效的治理结构会减缓股价情绪效应。公司主动性信息披露、代际传承进展,以及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均显著地负向调节家族控制程度对股价情绪效应的影响,减缓了收益率对情绪的敏感程度。通过改善这些变量的监管状况,可以有效缓解投资者情绪对家族控制公司股价的冲击,促进股票市场的平稳运行。     

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及其精准治理

随着“外部风险”被“人为风险”替代和主导,西方发达国家积极推动传统风险沟通向现代风险沟通转变。后发国家在全球化风险和本地化风险双重冲击下,呈现出迟滞型风险沟通。我国互联网新媒体浪涌式发展,催化了风险沟通主体与互联网新媒体手段产生“粘合”及“轮推作用”,迟滞型风险沟通由此向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嬗变。透过转基因食品风险辩论案例交互机制,发现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存在“局部性突破”和“局部性落差”双重不确定性效果。为此,可通过主动预防型理念、“共同体”结构、“多速整合”机制、“互联网+”手段、政府职能的“五位一体”再造,实现对后迟滞型风险沟通不良后果的精准治理。     

金融支持陕西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分析

在新经济背景和新时期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求下,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基于陕西省2007-2016年间实体经济融资额与实体经济增加值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陕西区域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进行测算,并分析陕西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金融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陕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总体呈增长趋势,但仍有起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波动性较大;陕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体有效,各地市之间存在区域差异,企业的技术进步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高低。因此,陕西金融提升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性,只有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实体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两条路子。     

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和国际协调机制研究

基于国际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理论,选用2006年11月至2017年7月的月度数据,采用TVP-VAR-SV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中国产出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动对中国产出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该溢出效应在不同滞后期和不同时点上具有较大差异,尤其当美国货币政策发生方向性变动时对中国产出增长的影响非常显著;不同时期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人民币有效汇率和中美贸易差额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均存在着较大差异,并且人民币有效汇率和中美贸易差额的变动反过来对中美利差和中国产出增长也存在着时变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