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雄教授商品流通理论研究回顾

黄国雄教授是中国现代商品流通理论的奠基人.文章通过文献梳理和实际观察,对黄国雄教授的商品流通理论研究进行了回顾.黄国雄教授的商品流通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在内容方面,聚焦于商品流通理论的研究;在方法方面,多使用经验主义范式;在主要贡献方面,奠定了现代商学理论的根基,具体包括提出了“商业创造价值论”“流通产业基础论”和“商道即人道论”等三大理论,以及建立了现代商学的学科体系.     

初次收入分配对我国居民旅游消费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初次分配工资分配率、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各收入阶层旅游消费占比作为分析指标，经分析研究所得结论为：低、中收入阶层旅游消费占比与分配率负相关，分配率所代表的初次收入分配总量性影响对中收入阶层旅游消费影响较大，中、高收入阶层旅游消费占比都与城镇居民基尼系数正相关，其中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代表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性影响对高收入阶层旅游消费影响较大；并针对各阶层的特殊性对各收入阶层旅游消费发展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一个人的绞刑架——从苔丝看哈代的悲剧观

《德伯家的苔丝》是英国著名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悲剧代表作。透过作品品读作者哈代的悲剧观,这种悲剧观不是让人痛让人哭,而是让人以一种淡淡的忧伤感受悲观,以局外人的淡定感受一种注定如此、必然这样的悲剧生成。哈代通过笔下的人物让读者看到他对待悲剧的态度,直接面对并坦然接受这种结局。     

国外巨灾保险体制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长期受到自然灾害的困扰,建立适合国情的巨灾保险体制已经成为必然。分析中国巨灾保险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均呈现不足状态的原因,借鉴国际上巨灾保险体制发展较好国家的经验,认为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体制需要从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发展繁荣的巨灾保险市场和培养多层次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几个方面入手。从目前情况来看,应该从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发展再保险市场、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和发展政府巨灾债券几个方面着手,建设多层次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制。     

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革进程中收入不平等的认知:一个同期群组的分析

不同群组在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上是否会因为个人经历不同的时代背景而产生差异?运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比较四组拥有不同时代背景经历的群组,在转型期对收入不平等的看法。研究结果显示,年龄较老的群组对于收入不平等持有更多批评而年轻群组则对收入不平等有着更为宽容的态度,考虑不同群组中的不同自身利益之后并不能大幅度降低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上的差异。研究进一步表明,更重要的中介因素是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     

基于分层教学理论的高职高专公共英语教改探索

针对高职高专院校学生生源的层次差异,英语教学可采用分层教学,即根据学生个体差异,将学生分成不同水平的班组,制订不同的计划、目标和方法进行教学。分层教学能够使更多的学生在各自基础上得到最为有效、合理的发展,使各类学生的潜能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分层教学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制订科学合理的分层方案,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注重教师教育科研水平的提升。     

基于商业化趋势下的湖南舞蹈产业发展研究

尽管湖南的舞蹈产业正在有条不紊的发展着,但事实上其发展过程中已经显现了一定的疲态。通过对商业化趋势下的舞蹈产业发展进行综合分析,尝试进行基于传统舞蹈、群众舞蹈等方面的商业化探索,同时强调推广平台的重要性,旨在寻求舞蹈艺术与商业价值之间的平衡,从而实现舞蹈产业在商业化道路上的良性发展。     

高移职业教育层次是职业教育的必然选择

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职业技能人才的规格提出了新的要求,要适应这一变化,必须高移职业教育层次。家庭经济支持能力的提高和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为高移职业教育层次提供了可能性。     

21世纪大学生心理压力探析

本文认为 ,当今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主要有 3种 :大学生活的压力、个人成长的压力和社会大环境的压力。大学生活的压力包括适应的压力、学业的压力和集体生活的压力 ;个人成长的压力包括人际成长的压力、自我完善的压力、与性和爱情有关的成长压力 ;社会大环境的压力包括就业的压力、社会对人才的高要求压力和经济压力。指出进行压力处理的心理健康教育十分重要。     

Change in the Chilean social model

Chile modernized its social model in two stages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t strategies: developmentalism (1924–73) a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1973–2008). In the first stage, the State pursued both social policies of universal coverage and land reform, while also building up the country's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After the 1973 military coup, some public services were dismantled and privatized,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was suppressed. Since the end of the dictatorship in 1990, resistance to state regulation and an anti‐labour bias have persisted, albeit to a diminishing degree due to advances in democratization and, latterly, the current world economic 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