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资本回报率的“俱乐部收敛”现象及其原因

将关于中国区域资本回报率的研究从省级层面拓展到地级市层面,有助于厘清中国区域发展的“南北分化”“一市独大”等问题。通过对321个地级以上城市2000—201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间的资本回报率差距总体在扩大,但其中也出现了一些“俱乐部收敛”现象：从城市等级看,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分别出现了俱乐部收敛;从城市群看,京津冀、长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呼包鄂榆、兰西城市群各自出现了俱乐部收敛。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有机构成的趋同是这些城市群体资本回报率收敛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意味着,在促进资源要素向资本回报率更高的中心城市、城市群集聚的同时,加强区域内、区域间科技合作,实现技术进步速度在更大范围内趋同,是改善中国整体资本回报率的关键。     

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时空差异研究

以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的双向作用关系为切入点,选取2001-2014年的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的数据,计算中国大陆31省（市、区）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并采用聚类分析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的时空差异。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土地财政状况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等方面将全国31省（市、区）划分为经济和城镇化水平高、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小（高度协调）,经济和城镇化水平较高、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大（中度协调）,经济和城镇化水平较低、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大（勉强协调）以及经济和城镇化水平落后、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小（低度协调）4类区域,进而分析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存在时空差异的原因,针对不同区域提出优化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的调控政策。     

工业水污染的行动逻辑、社会原因及治理机制

基于社会学维度,可观察到工业水污染场域存在一个正式规则与实践规范相分离的显性社会事实。而该社会事实的生成离不开某种行动逻辑,即工业水污染场域存在一个以地方政策架空正式规则、由污染企业裹挟地方政府、由幕后违规走向台前违规、由内生违规转向外生违规的行动逻辑。决定该行动逻辑的社会原因主要是制度结构失衡下的评价机制、权力结构失衡下的监督机制、规则内化驱动力有限等。工业水污染的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主体结构优化、规则文化再生产和有效社会监督3个方面。     

福建水产加工业集群竞争力实证研究——以平潭为例

建立GEM模型,对平潭水产加工业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平潭水产品加工业在开放的外部环境下快速发展,但在资金融通、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人才储备等方面凸显不足。针对这些问题,课题组提出了发挥区位优势、实施产业驱动战略、引进高技术人才等对策建议。     

人力资本与区域产业结构耦合关系实证研究——基于湖南省13个地级城市的数据分析

基于湖南省2003—2012年13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系统耦合模型,对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湖南 省13市人力资本综合指数高于产业结构综合指数,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总体较好,但各城市的差异较为明显,长株潭地区高校人力资本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湖南省 未来仍需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加快促进产业结构改革,实现区域高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对接机制,建立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依托的创新型产业结构发展体系。     

基于厂商理论的区域产业边界和最优要素配置结构

区域经济发展核心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全球经济结构亟待优化升级和要素资源呈现不同层次紧缺的大背景下,如何合理配置和引导区域资源配置,优化产业发展方向,确定包括新兴产业在内的产业发展战略,是每一个地区新形势下面临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零边际成本趋势驱动下,区域产业发展不再局限于区域内部资源禀赋,资源流动性加强,区域产业发展的选择更加广泛和灵活;另一方面,资源日益短缺和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上升,产业的生产要素配置也随之变化。基于厂商理论,将区域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生产主体,在考虑区域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的基础上,构建区域产业边界模型和产业的最佳要素配置结构模型,开创了资源和商品全球化趋势下的产业升级战略的研究范式,探索了成本约束下的产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模式,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产业升级战略和资源配置研究提供理论指引,为区域制定个性化的产业发展战略提供实践依据,同时对零边际成本社会趋势下的产业格局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研究得出：产业边界能够在一定程度下反映区域产业长期演化趋势,在完全市场经济下产业边界是产业发展的最优规模;区域产业的要素配置格局取决于产业的资源占用和资源贡献情况,最优配置结构受各要素的相对贡献率和相对成本影响;产业边界与成本的关系取决于规模经济与否,在规模经济状态下与生产成本成正相关关系,与交易成本成负相关关系;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有较大提升空间,最佳资源配置方案是加大机械动能投入。     

多重环境规制对区域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

探究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是理解政策在时间维度上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关键.选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作为研究区域,通过量化分析2004年~2016年中央层面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中央+地方”多重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时滞效应是多期的,不同时期的影响效应不相同.产业结构变动亦是多期环境规制政策作用的结果,多期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呈现倒“U”形.2)环境规制政策通常在颁布当年由于“冲击效应”对污染企业产生规制作用,但冲击往往是强烈且短暂的,会导致污染企业在短期内做出暂时性应对行为.3)环境规制政策从颁布后的第三年开始对产业结构变动发挥持续稳定的规制作用,使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第二产业结构向政策期望的方向变动.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对策

体育用品制造业的能耗较小、环境污染较轻，其发展是体育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然而，目前该产业在我国制造业中规模很小，科技经费和科技人员投入较少，科技创新投入水平较低，且在区域分布上主要集中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其发展中存在着企业规模小、市场占有率低、产品结构开发不合理、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迟缓、缺乏政府性的培育手段和法律支持等问题。对此提出对策建议：培育和发展我国体育用品产业集群；实施品牌战略，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引入其他资本形式，增加体育产业内部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培养体育产业经营管理人才，促进体育产业发展。     

On the asymptotic properties of fuzzy c-means cluster prototypes as estimators of mixture subpopulation centers

Several computational studies suggest that the fuzzy c-means (FCM) clustering scheme may be used successfully in some cases to obtain estimates for the parameters of a statistical mixture (e.g., for a mixture of normal distributions). While these (limited) simulation results for the fuzzy c-means approach support this hypothesis, we provide herein an example that shows that the FCM cluster prototypes cannot generally be statistically consistent estimators of the centers (means) of any univariate mixture having symmetric component distributions     

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对接问题及对策探讨---基于重庆市市属高校的调研分析*

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阵地，高校的人才培养应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也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核心路径。文章立足重庆，分析了重庆市高校人才培养情况，重庆市产业发展，尤其是智能化引领下的产业发展的现状及趋势。同时，针对重庆市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对接存在的诸多问题，从制定对接规划，完善协调推进机制、政策保障机制和监督奖惩机制等多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改善现状，更好地为重庆市产业升级转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