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人为本”到政府“公信”--新世纪初政府公信力构建的进路评析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凭籍自身信用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十六大以来,党在施政理念上强调"以人为本",在执政行为上关注"民生";在绩效上彰显公平正义,施政方略渗透着人文关怀因素,政府公信力得到了有效提升。但由于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党风廉政与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政府公信力也受到了冲击。在新一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中,"改革"成为新的常态,防腐败斗争与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政府公信力的重振业已开启。     

市民化率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测度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不可回避、首当其冲的任务。以福建为例,旨在理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情况,测度市民化率,反映真实城镇化水平;测算市民化公共成本,确定城镇化所需资金量,从成本视角阐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缓慢最本质的症结;提出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     

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责任及其路径优化

新媒体环境给舆论表达提供了一个开放空间,承担着舆论引导责任的主流媒体,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引导是其当下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新媒体环境下要想发挥好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传统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深度报道、新闻评论的传统优势;新兴主流媒体不仅要占领好、利用好网络这一阵地,而且要培养意见领袖,打造专业微博群;加强传统主流媒体和新兴主流媒体议程设置的互动呼应机制;从现实角度和新媒体技术研发以及网络自身的制衡来优化网络舆论引导的保障体系。     

煤矿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制度初探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环境法治发展的方向.然而,煤矿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治建设已不能满足于实际需要.尚存在诸如公众参与权不明确,参与范围有限,环境信息公开存在诸多限制等现实问题,民众的相关权益也难以保障.故应当尽快建立煤矿环境保公众参与法律制度.     

国家文化主权与原生态文化安全

国家文化主权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所拥有的无可争辩的文化话语权,它包括创造权、所有权、阐释权、享受权和继承权,具有主体性、尊严性、唯一性、发展性、整体性等特征。国家文化主权与原生态文化的安全关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关乎我们社会主义价值现的认同,关乎文化自尊、自信、自爱。在多民族文化交流当中,我们时刻都要有国家文化主权及原生态文化安全的意识。     

生态移民研究综述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国西部地区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移民现象,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广泛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了我国生态移民的现状,提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由于生态移民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触动了民族生活方式的改变等重大问题,今后的研究有必要侧重于移民社会的文化变迁及文化适应等人类学与社会学课题。     

规模养殖户对疫病防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研究

利用霍邱、肥东、长丰三县调研数据,构建logit模型分析养殖户对疫病防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规模养殖户满意度受到养殖年数、预防免疫认知度、畜牧主管部门培训、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免疫消毒是否及时四个因素的高度影响,养殖时间越长、对预防免疫认知度越高、培训越规范、免疫消毒越及时,养殖户的满意表现越高;其次政府主导的防疫体系,其目标导向与养殖户自身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是政府投入逐渐增加、防疫效果未能改善的主要原因.     

浅析“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的战时教育救济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中国的教育文化大肆破坏,东南沿海沿江一带的学校被迫内迁,广大师生纷纷转移后方。随着战区的扩大,流亡人数的增多,国民政府于1939年12月成立了"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救济组织,以安置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失学失业青年。据统计,从1940年到1945年,共招训38,2271名青年。从而对保存中华教育的火种,维持中国战时教育的继续发展及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体制的历史变迁与基本特征——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视角

针对当前中国国企利润分配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改革开放以来这一体制的变迁过程与基本特征,指出中国国企利润分配的体制变迁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和推动的,具有强制性和渐进性特征,其间经历了国有企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反复博弈。     

理性经济人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官员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诱致腐败的心理基础。如果制度存在缺陷,使腐败活动的收益超过其成本,腐败自然趋于泛滥。文章构建了政府官员腐败的成本一收益模型,指出腐败的收益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腐败成本则包括预备成本、实施成本和风险成本,具体分析了贿赂型腐败和贪污型腐败中政府官员的行为选择。在此基础上,认为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缺陷,必须严格地对约束个人活动的不同制度环境进行比较,将廉政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制度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