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农产品加工业跨越式发展的思考

尽管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在短时间内全面赶上发达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通过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跨越式发展的紧迫性和可行性分析,提出实现农产品加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必须要进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这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博士点审批政策的历史考察与制度分析

我国博士点审批政策的基本走向是:从重视学科到重视单位整体,从注重条件到强调需求,从高校与科研院所一视同仁到以高校为主,从公平竞争到强化分层办学。我国博士点审批政策应注重互动博弈、保持相对稳定、尊重规则管理。     

论环境、发展与体制资源的内在联系

经济快速粗放增长和重化工业化使我国正面临着严重的资源与环境约束,协调环境与发展是基于国情的必然选择。环境的复杂性与外在性决定了其的不可控性,因此,协调环境与发展的实质是转变人的思想观念与调节人的行为,关键是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良好的体制可以引导科技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降低协调的社会成本与矛盾,是协调环境与发展的重要资源。我国具有丰富的传统与现代生态体制资源,开发利用此类资源是促进环境与发展协同共进的理性选择。     

论经济特区的模式转换与体制创新--经济一体化时代深圳特区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

实现在一体化时代深圳特区的未来发展和路径选择,特别需要关注各个主权国家、关税区或经济主体在封闭条件下的一体化衔接,这种衔接仍然实行对商品、货币、人员等要素流通的管制并征收关税,而上升到了“共同市场”层次,其特征就是要使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共同实现一体化,突破了封闭条件下的一体化范畴和水平,力争实现在开放条件下的一体化衔接,只有这种衔接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其在经济学上所体现的意义是大不相同的。“深港一体化”正在实现港澳与内地建立“共同市场”层次的目标要求,这既是“开放型经济”在特区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内容,也是经济特区未来发展路径的重要选择,更是特区先行先试的重大突破。     

Parents’ Workplace Situation and Fathers’ Parental Leave Use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he workplace situation of both parents affects fathers’ parental leave use. We used parental leave‐taking register data from Statistics Sweden for dual‐earner couples who resided in Stockholm and had children in 1997 (n= 3,755).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athers shorten their parental leave if their workplaces are such that one can expect leave to be associated with high costs and that fathers appear to be influenced by the leave use of other fathers in the workplace. Mothers’ workplace situation appears to be less important for fathers’ leave use. The results point to the importance of actors other than parents (such as employers) for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based division of child care.     

论政治诚信

作为一种制度性诚信,政治诚信主要包括政治理念诚信、政治制度诚信及政治活动主体诚信三个方面,具有公共性、合理性、制度性、中立性、效益性特征.专制社会缺乏政治诚信的基础,现代社会得以存在的三大支柱即商品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价值观念的存在则为政治诚信提供了可能性条件.政治诚信具有维护和增进公民权益、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作用.     

从高校教师的业绩考核机制论组织竞争中的制度损失

考核本身是为了提升组织的效率,但是考核的实践结果与考核制度本身存在非常紧密的关系。笔者通过对科研-教学双轨评优模型案例的深入剖析,旨在说明制度是考核得以产生效率的基础。     

制度变迁与战后美国南部的崛起

南部的崛起是美国在 2 0世纪所发生的最重大的社会变迁之一 ,为多方所关注。“唯华府论”、“唯市场论”和“南部地理优势论”等观点对其成因的解释 ,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历史地看 ,南部的崛起并不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区域平衡发展计划或市场自律的产物 ,而是“大萧条”以来各种内外因素互动的、制度变迁的结果。外因是打破南部社会传统机制的关键力量 ,而内因则是推动南部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外因的诱导和内因的主导的复杂而有机的结合所导致的制度变迁 ,是促使战后南部不断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 ,作为历史上美国的落后地区 ,南部的崛起可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提供资鉴。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和美国的西进运动不宜进行比较。     

我国制度变迁与县域经济增长分析

我国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依据转轨时期国家制度变迁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可以把县域经济增长划分为三个时期:启动阶段、快速增长阶段和缓慢增长阶段。我国制度变迁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历程表明,县域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正负效应决定着县域经济增长的快慢,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变迁是以中央政府为供给主体的产权制度、财税金融制度的变迁。为此,要在顺应国家制度变迁的前提下,主动进行以县级政府为主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降低县域经济增长的交易成本,形成有效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加快县域经济增长。     

走向政治文明

各种制度安排必须体现政治文明的根本性质,而政治文明的内容与形式又必须体现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上;法制的民主性是依法治国的特定前提,普世性的人类价值需求所产生的自由动力是现代的自由民主与古代的直接民主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