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知识产权国际法律保护的原因、困境与完善

知识产权国际法律保护主要运用WIPO和WTO两大国际组织中的不同机制。虽然TRIPs协定适用于由主权国家和独立关税区所组成的所有WTO成员方,也发挥着比WIPO更广泛的影响力,同时亦能看出TRIPs协定最显著的影响在于,对各成员方采取一些试图扭曲国际贸易自由流动的手段起限制性作用。然而,在对抗某些国家的单边主义、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跨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滥诉等问题上,该机制似乎有待细化内容与加强保护力度。本文在考察知识产权国际法律保护的原因及现状的基础上,深刻揭示出在知识产权国际法律保护方面存在的困境,并结合当前情况展望知识产权国际法律保护的未来发展趋势。     

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

地理标志保护是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地理标志具有品质保证、广告促销等功能 ,因此地理标志的合理使用和有效保护对经济发展、市场开拓具有积极意义。我国尽快建立与国际潮流相适应的保护制度已是迫在眉睫。     

“负的方法”与“智性直观”——对冯友兰与康德哲学方法的扩展性解读

冯友兰负的方法是其哲学体系中独具特色的部分,他认为,只有通过负的方法才能达到哲学的顶点。进而,他认为康德在其哲学中也不自觉地使用了负的方法,如物自体不可知。而在康德看来,物自体不可知,原因在于人类没有智性直观能力。冯友兰则认为,物自体虽不能通过认知方式把握,但可以通过直觉、体悟的方式来达到。我们认为,冯友兰负的方法之所以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哲学＂内在超越＂的品格。     

试论咸同时期郭嵩焘的政治思想

郭嵩焘咸同时期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把官贪吏虐,政治黑暗看作是“致乱之源”,从而一方面极力主张“严以驭吏”,“肃清官吏之路”;另一方面也主张“宽以抚民”,反对严刑峻法．这些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郭氏后期思想的变化和发展,同时,对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论我国旅游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我国旅游业繁荣,旅游产业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旅游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著名旅游景点商标被抢注,精品旅游线路被抄袭,特色旅游商品和纪念品被仿冒,旅游企业商业秘密被泄露等方面,针对出现的问题,一应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建立知识产权战略;二是打好商标防御战,积极申请商标注册,培育驰名商标;三是打好商标保卫战,主动追究侵权行为;四是及时申请专利保护,实施专利战略;五是利用法律武器,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写文章要说老实话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要忘了抚养、教育自己的工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恩情,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在发表言论时态度纯正,不说假话空话,而说真话实话.朱健国先生把自己的希望强加给武汉大学的纪念活动.其后果是,挑拨了武大和《人民日报》之间的关系,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弃苏投美”的提法,“弃苏”我是能够认可的,但我不能认可“投美”的提法.朱先生文中还有些论点不严谨、不科学.总之,他的这篇文章讲的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实话真话.     

实施创造性教学,培养高素质人才

高素质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传统的教学活动已适应不了培养研究型、创新型、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的要求。教师必须更新观念 ,进行创造性教学劳动 ,拓宽教学内容 ,遵循教学规律 ,研究时代特点 ,改革教学方法 ,才能培养出适应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知识经济与广州城市性质功能定位

本文认为,面对２１ 世纪和知识经济时代,广州城市性质与功能的定位必然产生变化。广州要发展,必须发展知识经济,确立由４ 个系统组成的广州知识经济创新体系,确立教育和科技产业成为知识经济产业的一个支柱部门,成为广州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为此,广州城市性质与功能应该定位为华南地区、东南亚地区的教育科技城和以知识经济产业为主体的多功能的中心城市     

为昭代真儒辩护:明朝人讨论薛瑄从祀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

薛瑄是第一位在明代从祀孔庙的明儒,这无疑是明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课题。孔庙的从祀问题本来只是朝廷上皇帝和儒臣才需要讨论的议题,毕竟能不能从祀孔庙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家,不在私人。李濂以一个罢官在野的士人却参与了对此课题的讨论。通过他的讨论,我们将发现此课题为一个更大范围的士人所重视。更重要的是,李濂的讨论是和嘉靖中叶朝廷上的儒臣在讨论这些课题时所表现出的新范式遥相呼应的。由此可见,这一新范式其实是为许多士大夫,无论在朝在野,所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