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言语的"孤岛"认知价值

与张爱玲齐名的"孤岛"时期的女作家苏青,被评判为"汉奸文学"范畴,或称其作品"无益无害",这样的评判是错误的,不公正的.苏青的认识价值是另类的,不可替代的.由于苏青言语的实录性、再现性,使得她的言语具有历史认知价值,为了解"孤岛"时期的文坛亦或文化界,了解日本人的文化侵略,了解日踞时期的民众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佐证.     

严歌苓的叙事意识及其《扶桑》的叙事解读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令人注目的主要不在于作品的故事,而是它的叙事态度和叙述方式。严歌苓对叙事形式的兴趣和探索使这部小说的叙事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对历史化叙事的刻意追求,是这部作品的重要叙事视角。     

从委婉语对比看英汉民族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不同

英汉民族的历史、政治和思维方式不同,英汉委婉语所反映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不一样,通过对比分析英汉委婉语,透析中西方文化差异,可加深对英语文化的了解,学会正确使用英语委婉语,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     

“胜利大团圆”与十七年小说的战争叙事——以王愿坚的《亲人》为例证

“胜利大团圆”是十七年小说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叙事模式。作为这种叙事模式的一个范例,《亲人》的 战争叙事以集团利益替代个人利益、以阶级爱替代血缘情,通过个体的牺牲而使“胜利大团圆”成为可能。《亲人》 的战争叙事模式体现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对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     

论敦煌讲唱文学对我国通俗小说的影响

敦煌讲唱文学对后世通俗小说有重要影响:其一,表现在题材与人物上,敦煌讲唱文学作品中的许多题材与人物被后世通俗小说吸收改造,如<唐太宗入冥记>的故事被<西游记>、<隋唐演义>吸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章节.其二,表现在体制与体例上,后世通俗小说的"入话"、"散场诗"形式及配图形式、散韵结合的语言形式,章回体例的形成均与敦煌讲唱文学有关.其三,表现在叙事特征上,通俗小说在情节、人物、叙述视角等方面都对敦煌讲唱文学有所继承.     

习俗文化与跨文化交际

语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而且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运用方式集中反映了各民族的文化特征。习俗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中发展和承袭下来的,是一种文化形态的象征和体现。习俗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跨文化交际中产生的许多问题,包括误解、不快、关系紧张,甚至产生严重后果,都是由于交际双方不了解对方的习俗文化造成的。习俗文化差异是跨文化交际成功的重要障碍之一。这就要求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具备深厚的文化功底,建立良好的习俗差异意识。     

90年代的叙事转型与新世纪的文化转向

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新生代和私人化两次小说叙事转型,不仅是作家文学观念的变化使然,同时也与这个时期大众文化兴起所形成的社会文化氛围密切相关。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文化转向,使文学更趋边缘化。但如果人们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就不会对文学的处境抱悲观态度。     

《庄子》重言对《论语》叙事的模仿和超越

从《大宗师》和《天地》中两则重言对《论语.微子》的叙事模仿可以看出,《庄子》部分重言在叙述视角、叙述者类型、叙述情节、叙述人物、叙述结构上对《论语》叙事进行了有意的模仿,但《庄子》重言在对《论语》叙事模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造和扩充,从而超越了《论语》叙事。     

跨文化交际学视野下的英语谚语汉译研究

英、汉谚语由于其独特的语言特征和文化内涵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因此,翻译者不仅要有扎实的双语语言功底,还要深刻了解两个民族的文化,并结合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灵活运用直译、意译、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替换、补充说明、变换比喻形象等多种翻译策略和方法,真正做好英语谚语的汉译工作。     

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美学的边缘化

汪曾祺所追求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美学思想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现代文学中注定是一个边缘性的存在。即使进入新时期,政治与文学的蜜月期也让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瘼的作家以牺牲文学的启蒙的审美一维而获得了启蒙的文学的功利性的轰动效应,但他的秉性气质、生活阅历都决定了他的超功利性的审美叙事风格与主流文坛的格格不入。到了文学与政治分离回归文学本体的九十年代,失去了对文学的敬畏和职业操守的新新作家在与钱共舞的欲望泥淖中将文学打扮成码字儿的职业,嗜短篇小说如命而且宣称自己只会写短篇小说不知长篇小说为何物的汪曾祺也只能在众声喧哗、多元共存的无名时代处于边缘的边缘的位置了,这种边缘化的叙事美学风格在叙事题材的边缘化、叙事观念的边缘化、叙事风格的边缘化等方面得到了鲜明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