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关系与话语含意理解

徐盛桓教授的"基于心理模型的常规推理"理论强调"常规关系"在话语含意推导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话语含意推导过程体现为根据有关的常规关系获取隐性表述,对显性表述作出补足或/和阐释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常规关系的语用作用,即常规关系能补足话语显性表述的不完备和语义上的空缺,并能阐释话语显性意义传达的语境信息。     

英语口译教学模式的研究与探索

为提高口译教学的质量,依据口译的特点和口译教学的目的及方式,英语口译课应采取以技能训练为核心,兼顾理论学习和语言训练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口译技巧技能和出色的心理素质,同时重视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     

标记理论的哲学叙述及其应用扩展

标记理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重要理论之一,最初是由布拉格学派在描述音位系统中的一些对立现象时提出的。之后,语言学家对于标记理论的应用扩大到了语言的各个层面,如音系、语义、句法、语言类型学和语用学等领域,并且在各个层次上赋予这一理论新的内涵。语言的标记现象可以从功能和认知的角度得到解释,主要与人类大脑处理外来信息时采用的适应性策略有关。     

找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一把钥匙－从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说

本文以童庆炳先生新著《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解读中国古代文论十家为范例 ,通过他对孔于“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说 ,庄子“虚静”说 ,刘勰“蓄愤”、“郁陶”说 ,李贽“童心”说等理论命题的探析 ,论述运用心理学原理与方法 ,是找到了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的一把钥匙。古代文论是诗、歌、舞“三者本于心”的创作经验归纳与升华 ,找到了心理学这把钥匙 ,我们就可以进入古人的心灵深处探幽索隐 ,可以深入古代文论的堂奥 ,作出与现代人心理相通的科学阐释 ,从而逐步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本文后半部分还对童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学术策略的“历史优先”、“对话”、“自洽”三原则稍稍作了延伸展述 ,并呼吁当代中国学者应对本土的古代文论努力作出自己的阐释 ,不再仅是得益于西方的“李约瑟”们。     

无处不在的“天主教中心主义”——论《圣经直解》翻译中的文化取向

作为赞助人,耶稣会支配着晚明耶稣会士对《圣经》的翻译,这是《圣经直解》成书的重要背景,也决定了其节译福音书时的文化取向。它对福音书的节译整体上没有＂适应＂中国本土的思想观念,而是极力彰显福音书中体现的天主教的教义,忠实于教会和《圣经》的旨意;其＂直解＂部分也表明天主教文化被视为＂中心文化＂,缺少了对译入语文化的宽容,更没有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     

解释论下盗窃罪与抢夺罪界分标准之匡正

对于盗窃罪与抢夺罪的界分标准,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传统观点以秘密性和公然性作为区别盗窃罪和抢夺罪的关键,而有学者提出的平和窃取说则主张以行为是否具有暴力性作为区分之标准.以解释论为研究视角,通过对盗窃和抢夺两词进行文理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和比较解释,主张应当坚持传统观点,反对平和盗窃说,将秘密窃取作为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认为盗窃罪与抢夺罪的主要区别在于盗窃行为具有秘密性,抢夺行为具有公然性,对于行为人误认为未被财物所有人和保管人发现的情况,应当按照盗窃罪处理.     

武夷山景观素材绘画作品共时性解读——以黄宾虹、吴湖帆、陆俨少为例

世界双遗产地武夷山,因其美丽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基础,蕴藏着令历代文化人向往的创作素材资源。三位在中国近现代画坛上极具影响力的山水画大家黄宾虹、吴湖帆、陆俨少,就以各自的绘画风格表现了武夷山的景观。他们或水墨、或水墨青绿、或青绿、或意象、或具象,演绎出武夷山景观绘画素材的情怀。通过对他们作品的共时性解读,从而揭示武夷山景观素材丰富的精神内涵和生态魅力。     

无权处分：解释方案的比较与选择

法释[2012]8号第3条将无权处分问题推向了一个高峰,论者蜂起,在不同层面上形成了争议。迄今为止的学术争议可以概括为三种对无权处分合同的解释方案之间的选择问题。其中有两种坚持主观解释论的立场,另有一种坚持客观解释论的立场。通过未来物买卖、与现行法体系的衔接以及利益平衡的角度,认可善意取得下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的主观解释论立场既能在法源正统性上有其依据,也能保证逻辑上的自洽和结果的公正合理,应当对相关的无权处分合同的规范群作此解释。     

周易解释与古典正义论的现代价值

《周易》由《易经》与《易传》组成,从解释学意义上说,它代表了周易解释的两面,体现了“经传合流”的价值所在,但是,在周易解释的哲学化与民俗化过程中,易传与易经解释具有显著的对立倾向。重新理解经传合流的相互创造性,重新理解经传解释的相对独立性,以乾坤大德为基础,将正义论引入周易诠释学,无疑能够扩展周易解释的现代价值。     

李白离京后的长安记忆与身份认同及其帝都书写

从受召入京到供奉翰林,再到“赐金放还”,李白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再到边缘的巨大变化。离京之后,“供奉翰林”成为他身份叙述的素材,在诗歌中时时向人呈现：在对金陵景观的书写中,城市兴衰与身世荣辱融合无间;对金陵历史名胜的重新定义,隐含着对永王东巡政治合法性与自身出处的解释;当成都升制为南京时,诗人以侍臣与乡导的双重身份将成都与长安进行比附,也坚持了对玄宗政治形象的维护。诗人始终将自己的身份认同依托于京城的活动空间,从而使其流寓期的诗歌总是表现出沉重的无所归依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