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守旧派对义和团迷信的认可与利用

庚子年,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守旧派因在"废立"等问题上与西方列强产生积怨,欲借助义和团仇洋排外,在八国联军入侵的形势下,对义和团"神道灭洋"不仅表示认可,且欲加以利用。清廷守旧派认可、利用义和团迷信,引起其他官绅阶层的坚决反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政府统治危机因"庚子事变"而加剧的状况。     

从认知史角度比较荷马史诗与《俄狄浦斯王》中的卜释质疑

卜者对神的兆示的解释在东方和西方的古代社会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古希腊文学中对卜释的不断质疑却构成了希腊文化独特的一面,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模塑了西方文化精神。从荷马史诗到《俄狄浦斯王》,其中的连续质疑之声中折射出西方认知史早期发展的独特轨迹。其中,《俄狄浦斯王》在西方认知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标示性意义。     

编辑审稿中的非学术因素及排除之策

学术期刊是学术和学科建设的重要阵地,应以学术性作为编辑审稿工作的唯一标准。然而,在现有学术评价体制的影响下,这一工作受到了诸多非学术因素的消极干扰,如以作者身份的高低而非稿件质量的高低来取舍稿件。这一非学术性倾向直接影响了审稿的公正性,也削弱了编辑审稿活动的意义,是学术评价异化的一种反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和健康发展。编辑应该强化责任意识,自觉克服心理因素,排除思维定势,提高学术判断力,重视学术新人的发现和扶持,从而有效发挥学术期刊在学术和学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论语》中的“勇”与子路“好勇”

君子“三达德”中的“知”、“仁”、“勇”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知”即理智,“仁”属于情感,两者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意志品格(“勇”)来实现.“勇”不同于“好勇”.君子之“勇”,以“义”为质,以“礼”为节,统摄于“仁”,行已有“耻”,是一种以道德理性为内涵的意志品格.     

从彰显到消失: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庭劳动(1949-1966)

集体主义时期,为追求经济超速发展实行高积累低消费"以生产为中心"的发展策略。国家有意识地把性别化分工编织进大生产体制,由妇女无酬承担起绝大部分的再生产职责。国家对于妇女的家内劳动并非完全"看不见",而是努力对家务劳动进行理论化,以确立家务劳动及其承担者在社会主义生产体制中的位置。女工、农妇、职工家属/家属工三个妇女群体与生产的关系决定了国家对于她们家内劳动的不同态度以及她们的政治地位。     

民族儿童文学:民族精神的独特呈现和体现——2010、2011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略论

在全球化语境中,承扬民族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是民族儿童文学创作面临的大问题。民族儿童文学作家常以一种世所罕有的审美敏感去表现边地的自然万物,或以魔幻性叙事来构筑民族儿童审美的形象体系,或以发展的、理想的视角展示当下民族儿童的现实,都表达出生命的另一种绚丽和辉煌、生活的另一种奇异和深邃、生性的另一种善良和刚强,使民族精神在民族儿童文学中得到独特的呈现和体现。     

政府公共决策的规则限制

政府公共决策是一次利益再分配过程,由于＂经济人＂假设和政府的有限理性,政府公共决策权力时常被滥用,造成政府公共决策失误。制定完善的规则,规范政府公共决策权力,可以有效防止政府公共决策失误,使之解决民生之苦、反映民生之需、实现民生之乐。     

从《文选》书笺看建安文学批评之动因

从《文选》收录的建安时期书笺入手并结合相关史料,通过对当时文士思想与创作的深入考察,从三个角度探究推动建安文学批评发生突破性进展之动因。首先,书笺以其特有的文体优势成为建安文士沟通情感、对话思想的重要载体,其中涉及文学话题的讨论已包涵建安文学批评理论的雏形。其次,建安二十二年诸多偶然与必然事件的爆发对文士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作为核心成员的曹丕在此复杂心态下撰文怀人,完成了建安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构建。最后,在群体性同题创作风气的影响下．建安文学批评形成了人化与对照的特有方式。它们共同构成促进建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之动因。     

《离骚》本草说故里——关于屈原出生地的另类臆断

屈原故里是研究屈原的诸多学术争执中一个常见的话题。关于屈原的故里,最早记载屈原生平事件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没有文字的记载,后人普遍认为秭归是屈原的故里,及后又有江陵说、奉节说、临湘说、汉寿说等诸多说法。如果从屈原代表作《离骚》中所描写的本草来考察其故里,则会发现,在人们对屈原故里的诸多判断中,秭归说应该是最为合理和科学的。     

董仲舒王道论浅析

董仲舒将王道之依据上溯于天,认为是圣人承天意以从事的结果,并将人间的统治者确定为天之子,由此论证了现实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他又通过"天立王以为民也"的设定,将人间统治者的统治置于以天道为依据的王道的规制之下。在此基础之上,他结合现实,对儒家视域中与王道相对的霸道,进行了论述,认为王霸皆本于仁,将儒法结合,并在治道层面主张德主刑辅,大德小刑,从而把儒法结合后的政治行动力契入儒家,使其主张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感和可操作性。由此,中国近千年的霸王道杂之的治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