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二生肖起源地探微——基于四川广汉古蜀国出土玉器

十二生肖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争论不休,认为它是从古巴比伦王国传入中国的。然而,在四川广汉古蜀国出土的大量含有十二生肖的玉器,则证实了中国十二生肖起源产地并非古巴比伦,也非世界其他国家,而就在中国四川广汉古蜀国。这是在中国以前考古遗址中从未发现过的。     

关于加快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探讨——以蚌埠玉文化产业为例

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正风生水起,但部分地方文化产业竞争力不强、带动作用有限。玉文化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蚌埠有着较好的玉文化产业资源禀赋与基础,但与此同时,产业发展中原料价格、业态布局、人才培养、产业扶持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制约了其加速发展的步伐。在梳理蚌埠玉文化产业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广泛调研、实证比较,探讨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以促进该地玉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并为其他地方的文化产业提供借鉴。     

玉文化与史前文明化进程——江淮地区的历史证据

江淮地区地跨淮河、长江两大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新石器时代的玉文化,是当时该地区史前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选取考古材料,以史前重要遗址为例,结合历史学研究方法对这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略作探讨,梳理史前玉器功能的演变规律：玉器被大量用于祭祀和宗教活动;礼仪性用玉的逐步形成;玉器成为宗教活动中执事人员的重要辅助工具。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在距今约五六千年时,江淮地区开始了文明化的漫长进程,玉器在该地区文明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一,墓葬中出土大量玉器并形成了祭坛,这是氏族社会从神权开始向王权过渡的重要标志;其二,大型中心聚落遗址的出现,可以视作该地区从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重要标志,对研究早期国家的形成及文明的起源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其三,大量玉礼器的存在,不但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更孕育了礼制文明。     

夏代玉器的审美特征

原始玉器工艺发展到夏代,开始出现镶嵌、勾彻、浅浮雕和圆雕等琢玉技术,这就使得夏代玉器的造型和纹饰走向程式化和复杂化成为可能。几何直方的规整形状,出齿、安柄的细部造型,还有线面结合的构图,乃至浅浮雕式的立体纹饰,均强化了夏代玉器的艺术形式和审美意蕴,形成了匀称规整、多样统一、象征表意和凝重神秘的艺术风格,从而有效地实现了中国玉器主体审美观念从新石器时代“饰玉”向商周“礼玉”的过渡。     

玉文化对珠宝市场发展的推动作用

通过中国历史上对玉石性质进行的人格化解读,剖析了国人赋予玉石的精神文化内涵;阐述了玉石文化对提升珠宝品牌的影响力、开拓珠宝市场、增加珠宝的附加值、以及对珠宝市场发展所起的积极促进与推动作用。     

宋代文人的琼花书写

在众多花草文学意象中，扬州琼花作为一个被集中书写的对象肇始于宋代。配合着历史的变迁，琼花经由宋代文人持续的诠释与书写，文化内涵渐次增加，文学意象日益饱满。尽管琼花物种已随宋代扬州而逝，但琼花意象却变成代表着一种品格、一个城市、一段时间的文化符号，永远留在历史当中。     

玉石之寻——论《穆天子传》的历史文化意义

《穆天子传》与《山经》一样,揭示了我国悠久而灿烂的玉石文化传统。玉石作为神圣的物质成为穆王征巡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追求目标,穆王之路也是玉石之路。穆王的出巡有两个方向,一是西行。周自认为是夏人的一支,寻玉昆仑,既是追溯夏、周的玉文化传统,也在寻宝的表层意义下,寄托了寻祖、寻根的心理诉求。一是东行。东方是商人的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区域。而东王公形象的出现乃是夷夏文化融合的结果与反映。政治认同必须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而意识形态的同化与政权的更替相比较而言是更为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西周玉文化作为权力话语的一种表述,有助于建构其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     

忽必烈薛禅汗玉瓮考述

中统三年(1262年),蒙元帝国的第四代王汗忽必烈薛禅汗在燕京琼华岛修建广寒殿,殿内依蒙古族传统设置大酒瓮和马头琴。本文对俗称“渎山大玉海”的玉制酒瓮的图案设计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考述。     

铜雀台与曹操——《三国演义》虚实论之三

《三国演义》作者把铜雀台当作其建造者曹操俗世欲望的象征。比照史籍 ,我们发现 ,作者改变建台时间、虚构建台缘起、强调建台目的 ,由此 ,将曹操性格弱点呈现在读者面前     

黄帝名号的神话历史编码——四重证据法再释“轩辕”与“有熊”

轩辕,为星宿名,蜿蜒如龙如车,喻指通天的神车,玉璜是通天的虹桥,熊为天熊,通天的神话动物,即天与地、阴与阳之间二元对立的调解者、中介者的形象。在黄帝名轩辕号有熊这一符号现象背后,共有三种作为天地之间中介物的象征存在,即玉璜(天桥)、天车(轩辕)、天熊(有熊)。前二者作为神话想象的运载工具,有着互为象征的对应性:玉璜的形制中有一种雕刻出双龙首(有时则为一龙首)的原型形象,故为龙璜或龙形璜;轩辕神车为龙驾之车,上天入地。所谓黄帝骑龙而升天的传说,成为将三种神话名号统一在一个神话情节中的最佳实例。璜为龙形天桥,轩辕为龙驾之天车。有熊为升降于天地之间之天熊。对于黄帝之多种名号的这种三合一式贯通阐释,能够顺理成章,调和三者间的符码矛盾和语义对立,达成统一的神话理解。充分利用四重证据的论证优势,对此做出多方面的证明,将是找回并有效解读有关华夏人文初祖的文化记忆的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