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英国刑罚的变迁看人类文明进程

19世纪是英国社会的转型期,社会流动频繁,犯罪增加.政府往往用各种严刑峻法来确保其财产和生命的安全,从枷刑、鞭刑这些残酷的肉刑,到绞刑和流放刑都是19世纪重刑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纪中叶起,采用新的刑罚方式,用流放刑代替绞刑,再变劳役拘禁,为此把过去的看守所改造成现代监狱,不仅使监狱向更理性实用的方向转化,而且致力于探索新的改造犯人的方式,变惩罚为改造.19世纪英国刑罚的变迁,既体现了刑罚本身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经济犯罪亚文化论——以医疗系统职务才已罪的实证调查为视角

经济犯罪不仅是一个法律现象,也是一个亚文化现象。我们分析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高发的原因时,可以通过对医疗系统内部的犯罪亚文化的研究,找出它的成因,特点及其危害,以便从文化体制方面预防医疗系统职务犯罪的产生。     

论犯罪法人参与诉讼的方式

确认犯罪法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是程序公正性、保障程序科学性、刑事立法协调性的需要 ,分析国外较有特点的立法例 ,提出我国应当实行诉讼主体与犯罪主体一体化 ,即确立由犯罪时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参与诉讼的制度 ,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角度论证其合理性。同时还对法人的子公司、分公司或其他分支机构犯罪 ,设立中的法人犯罪 ,法人犯罪后法人终止等实践中一些特殊情况下 ,犯罪法人的参与诉讼方式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两种经济体制下中国犯罪状况与治理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犯罪现象随着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变化,时落时涨,前后形成了五次犯罪高峰。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犯罪高峰;196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犯罪高峰;1979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次犯罪高峰;198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次犯罪高峰;199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次犯罪高峰。分析造成这五次犯罪高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总结治理的成功经验,采取建立“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措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     

论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刑罚配置的完善

对照外国的反恐刑事立法经验,我国刑法第120条关于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的规定在刑罚配备方面需进一步改进：一是微调该罪的＂分类配刑模式＂,更好地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二是在从减轻与从加重情节方面增加刑罚配备的多维性,使我国的刑法规定得到进一步完善。     

行为人与立法者视角下的犯罪既遂论

犯罪既遂在犯罪停止形态中处于基础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站在行为人的立场．犯罪既遂的标志是发生了行为人所追求的预期结果．这是犯罪既遂的一般标准;站在立法者的立场,犯罪既遂的标志是出现了足以导致行为人所追求的预期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这是犯罪既遂的特殊标准。     

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日益增多。刑法虽设立了“合同诈骗”罪名 ,但由于在实践中 ,司法机关对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未能准确界定 ,使得一些合同诈骗犯罪嫌疑人逃避了刑事打击 ,在客观上削弱了刑法打击犯罪、维护合法权益的职能作用。从合同诈骗的犯罪构成、合同诈骗与一般合同纠纷的区别、合同诈骗的各种表现形式来界定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 ,以利司法实践     

法官职务犯罪探析

当前法官职务犯罪中存在着集体串案和内外勾结犯罪突出、滥用行政管理权和滥用司法裁判权相互交织、在刑事审判中成为其他犯罪的保护伞等特点。为此应提高法官待遇,实行高薪养廉;完善监督机制,堵塞体制漏洞;强化法官准入制度,提高法官整体素质。     

洗钱罪适用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实施为背景

洗钱罪是公认的国际犯罪。1997年,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洗钱罪,并通过修正案不断完善对其的定罪量刑。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就洗钱罪再次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在洗钱罪主观方面,《刑法修正案（十一）》虽然删除了“明知”一词,但在对洗钱罪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考量上,应考虑其对行为对象性质的认识程度,将间接故意包含在主观要件中。在洗钱罪打击范围上,《刑法修正案（十一）》取消了“帮助”“协助”等表述,洗钱行为不再局限于对上游犯罪人的帮助行为,而是将上游犯罪人包含在洗钱罪主体范围内,对司法实践尤其是国际间追逃追赃合作具有重要作用,也为追究跨境洗钱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     

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及预防

论述了青少年犯罪的特点:犯罪主体男性化;犯罪类型多样化;犯罪年龄低龄化;犯罪手段成人化;犯罪组织团伙化;犯罪发展涉黑化;犯罪手段智能化;犯罪后果严重化;犯罪动机突发性。指出了要从保护性预防、堵塞性预防、控制性预防、改造性预防,特别是家庭教育方面防止青少年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