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期待可能性在刑法中的表达与体系性地位——对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的另一种解读

期待可能性的精神内核是“法律不能强人所难”,这并非大陆法系所特有,我国刑法遵循并体现这一价值理念。要解答期待可能性在我国刑法中的表达和体系性地位的问题,需要选择性引进域外理论。期待可能性是一种出罪评价机制,属于超法规事由,它在我国刑法中的表达和体系性地位不能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得到求解,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且危害不大”包含了对期待可能性的表述,期待可能性是与犯罪构成体系并行的犯罪论中的内容。     

信用卡诈骗罪法律解释之质疑

分析了2004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的立法解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和2008年2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关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指出了信用卡的内涵在于“信用”,借记卡不应归属于信用卡范畴;强调了拾得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不应一概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应视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形,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或盗窃罪。     

全球化语境下有组织犯罪概念之界定

经济全球化给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界定有组织犯罪要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为基础。国内外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界定纷繁复杂,歧义丛生,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区分刑法学与犯罪学两个层次的概念界限,并且以我国刑法规定为标准,结合《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相关规则,将有组织犯罪在广义上界定为我国刑法总则规定的犯罪集团犯罪,而狭义的有组织犯罪,则仅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目的犯目的地位之辨证

目的犯之目的与作为直接故意内容的犯罪目的一样,也是有着本罪行为客观要素与之相对应而表现为一种主客观相统一的关系。目的犯目的之主观超过要素论因其割裂了目的犯目的与本罪行为客观要素间此种内在的统一性,而违背了诸多刑法基本原则及哲学相关原理,故并不足取。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经验总结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萌芽期、停顿期、发展期和繁荣期。重构派主张引进德、日等三要件阶层体系,是一种简单的理论移植,不宜提倡。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应当辩证看待法律全球化问题,试图模仿他国建立共同的法律及其理论模式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全球化时代犯罪构成理论研究的经验总结:立足本民族文化思维模式,是构建犯罪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辨证扬弃其他国家或民族和学科的成果,是构建犯罪论体系的保证;吸收其他学科的营养成分,是构建科学的犯罪论体系的必要补充。全球化时代中国犯罪构成本土化的重点,是如何将违法性纳入犯罪构成要件体系,并对罪量要件加以适当归类,真正确立犯罪构成作为犯罪认定唯一标准的至尊地位。     

论“疑罪惟轻”原则的适用

疑罪不仅指罪与非罪之疑,而且包括情节轻重之疑、此罪与彼罪之疑以及一罪与数罪之疑。确立疑罪惟轻原则是坚持正义原则、统一司法规则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需要。疑罪惟轻原则适用的条件是认定有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认定此罪彼罪、罪行轻重、罪数的事实证据存在欠缺。其适用范围大致有三:一是在明确此罪与彼罪的定罪方面,二是同一罪名的罪行轻重方面,三是在一罪与数罪的认定上。     

从暴力犯罪看乡村秩序及其“豪强化”危险——国家法/民间法视角反思

对东北四所监狱“民事转刑事”暴力犯罪案件的调查显示,现代乡村社会存在一类特殊的纠纷：第一,它的广泛存在,标志着民间秩序整合力量在特定情境下的失败;第二,它也没有被国家法系统处理和吸收。本文通过对结构性访谈中7个案例的详细剖解,检视了这类纠纷背后乡村秩序的可能图景。与传统的民间法理论的预设相反,国家法秩序的“外来性”是地方性社会中日渐增多的“陌生人”获得保护的可能途径。然而,国家法的实践依赖于基层政治运作,其调整功能取决于民间秩序的配合,民间秩序整合的失败迫使国家法直接面对个人的实质性需求,而其调整无力反过来增加了个人对国家法的失望,并可能将失望导向对国家法独立性的质疑。在此背景下,“豪强化”的危险可能在乡村社会出现：“强力人士”依赖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和控制力,向下瓦解传统秩序的力量;借助国家法和国家政权在权力来源上的同一性,向上瓦解国家法秩序的合法性。     

刑事法律关系的人权分析

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以犯罪为纽带 ,联系着国家、罪犯与被害人三方的 ,以刑事责任为主要内容的 ,既涉及实体又涉及程序的一种极其特殊的法律关系。对这种法律关系的人权分析 ,有助于了解与评价一国刑事 (法制的 )人权水平 ;有助于发现和改善存在着的制度漏洞和改善相关当事人的人权状况。本文以国家、罪犯和受害者三方关系为主 ,初步分析了三者之间发展着的角色变化以及当代面临的种种问题 ,并对其进行了初步分析。     

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s —time to step back?

Screening the criminal history of people seeking to work or volunteer in child‐related organisations commenced in Australia in 2000, and since then ‘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 schemes have expanded, largely without question. Every jurisdiction now has a legislated or administrative scheme, routinely checking the criminal historie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to determine if they pose a risk to children. But in any regulatory regime, questions of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arise. The main features of 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 schemes operating in Australia are examined in this paper. Problems related to effectiveness, equity, and costs are identified. A better balance is needed between routine criminal history checks and other mechanisms for identifying and monitoring the risks posed to children by people who work with them.     

城市化与犯罪率非线性动态关系实证研究

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对犯罪的影响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城市化与犯罪率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的原假设也需要进行调整。利用MSVAR模型方法,对1978—2011年中国犯罪率与城市化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978—2011年中国犯罪率与城市化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显著的2区制特征,在区制2(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显著地推动了犯罪率的增长;在区制1(城市化适速发展),二者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